从奈良正仓院到欧美博物馆(2)
▲ 《围炉博古图》
栅足案，东渡日本的唐桌
走进日本古都奈良，不少游客会有穿越时空来到某个唐代都市的感觉。在平成宫遗址的东侧，一座五开间重檐庑殿顶木结构建筑巍然挺立，二层殿额上清晰书写着“大华严寺”4个繁体汉字。四下绿树成荫，温顺的长角斑点小鹿三五成群安然地在行人之中散步，这里便是日本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奈良东大寺。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平面规划，东大寺都能引发人们对于唐代中国的联想。如著名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后就曾于此驻锡，浓郁的汉文化氛围也总能拨动中国游客的心弦。事实上，东大寺闻名全世界，不仅因为其历史悠远、建筑独特，更是因为它下属的正仓院收藏了大量来自丝绸之路尤其是中国唐宋时期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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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历史文物珍藏馆，正倉院自8世纪开始兴建，千余年间共收集了9000多件来自波斯、中国、朝鲜半岛的文物，其中精品或为当年隋唐王朝的封赐，或由遣隋使、遣唐使从中国带回。在正仓院珍藏的系列唐宋时期的家具中，24张木几案尤其珍贵。因为这些被称为“多足几”或“栅足案”的木桌在中国已经找不到实物了。正仓院珍藏的这批几案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共有十八足、二十二足、三十六足等8种类型。其中一件柏木“二十八足几”案面平直、栅形直足，两侧各14足，高约50厘米，堪称精品中的精品。
2000年初，一件长125厘米、宽37厘米、高49厘米的奈良正仓院藏品—断代为五代至北宋的“黑漆曲栅足翘头案”被中国商家购买，为1000多年前中国几案旅行东瀛的历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2019年，这张“栅足案”再次现身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时，其价格已经高达300万～500万港币。之所以受到收藏界如此关注，除了这张桌案历史久远外，其完整的品相也是关键，专家们评价其“相对完整，案面长方型，侧面上下边沿起阳线，两端安翘头，下接曲栅足各五支，呈梯形各五支，通体髹黑漆，结实透亮，裂纹如皮肤机理，露披胎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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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早期中国的代表性桌案，“栅足案”在秦汉时就已经出现。所谓“栅”就是用木条等围成的阻拦物，要抬高桌面或几案面，就需要用木条等作为支撑。出于受力的需要，古人用木板连排的方式制成桌腿，这就叫“栅足”；出于美观的目的，人们制作出弯曲的木条，这就叫“曲栅足”。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第五段画面中，在一张悬挂帷幔的床前面，就有一张长长的“曲栅足案”，案面平直为深褐色，曲栅线条纤细为蓝黑色。在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伏生授经图》中，“曲栅足”也相当清晰。瘦骨嶙峋的名儒伏生坐在蒲席上，一张“曲栅足案”横在双腿之上，但见他两手伏于桌面，正在打开一幅卷轴，似乎要开始讲经说法。目测伏生依凭的这张“曲栅足案”约1米长，50厘米宽，50厘米高，弧形的栅足向两侧自然外伸，稳稳着地，样子简约而实用。
不过，无论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还是王维的《伏生授经图》，或是五代卫贤的《高士图轴》、南宋马元的《豳风七月图》等，画作中的“曲栅足案”都是反映初唐及以前的木桌形制。事实上，从唐朝开始，随着“胡床”的逐渐普及，中国人的坐具已经升高，随着坐具升高的当然还有桌案的高度。宋代以后，50厘米左右的“栅足案”或“曲栅足案”基本上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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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7世纪中期的日本，正在推行著名的大化革新，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学习中国唐朝的体制，将唐朝的礼仪、习俗、文化、制度等系统性引入日本。这其中也包括了席地而坐的坐姿以及相对低矮的几案制度，所以随遣唐使带回日本的“栅足案”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还影响了日本家具的发展方向。
硬木桌，西游欧美的明清桌子
宋元之后，中国家具的制作水平迅猛提高。在艺术风格上，大胆摒弃前朝繁复拖沓的设计，崇尚简约灵巧的意境，找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对此，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的《器玩部》中写道：“予初观《燕几图》……以其太涉繁琐，而且无此极大之屋，尽列其间，以观全势故也。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始为布帛菽粟之才，不则售冕旒而沽玉食，难乎其为购者矣。”《燕几图》由北宋人黄长睿撰写，在当时，“燕几”是一种可以错综分合的案几，开始时有六几，后来又增加为七几，也叫“七星”，使用时纵横排列，使之成为各种几何图形，构成复杂多样。在材料上，则多选用热带生长的花梨木、红木、紫檀木等珍稀硬木，后期制作时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蜡饰工艺，使家具既呈现原木的纹理，又确保棕眼细密、色泽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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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虽然大体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在郑和下西洋等系列海外探索活动的引领下，官方和民间两个维度一直延续着对外的交流与贸易。简约清爽、线条优美、比例匀称、气质高贵的中国木桌，正是借着这股时断时续的贸易风潮不断登陆欧洲，成为影响世界家具制造的强劲东风。对此，欧洲多位建筑及家具艺术史研究大家对以明代木桌为代表的中国家具予以高度评价。其中，被誉为“欧洲家具之父”的托马斯·齐彭代尔更是亲自操刀，以明式家具为蓝本为英国皇室打造了一整套宫廷桌椅。
托马斯·齐彭代尔(1718—1779年)，出生于英格兰东北部的约克郡，是英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家具艺术家。他于1754年出版了著名的《绅士和家具设计指南》一书，奠定了自己在欧洲家具理论设计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在这本书中，齐彭代尔系统介绍了来自中国的明式家具；并在对比了古往今来各类世界家具的艺术形态之后，明确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能以‘式’(style)相称的家具仅有三类：中国明式家具、哥特式家具和洛可可式家具”。
稍晚于托马斯·齐彭代尔的建筑学家威廉·钱伯斯(1723—1796年)同样迷醉明代木桌。1740—1749年，他借在瑞典东印度公司任职的机会，曾3次前往中国旅行，以深入学习中国园林营建及家具制作。回到欧洲后，他于1757年出版了《中国建筑与家具设计》一书。作为最早介绍中国园林和中国家具的专业人士，钱伯斯对欧洲的造园艺术和家具设计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本人设计制作的明式木桌，不仅线条舒展、棱角分明，而且样式简约清爽、韵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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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18—19世纪欧洲建筑及家具艺术家的强势关注和推荐中，中国明式木桌不断在欧洲发热，随后成为整个欧美世界收藏界争抢的对象。现在，无论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还是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等世界一流博物馆，都将中国明清木桌作为收藏的首选，也将已有的木桌藏品视为镇馆之宝。
当然，并不是所有明代家具都是通过平等贸易登陆欧美世界的，它们中的一部分还印刻着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屈辱。1921年，一本名为《中国家具》的图录在法国出版(中文名为《欧洲旧藏中国家具实例》)，作者为莫里斯·杜邦。这本书收录了流转在欧洲的顶级中国明清家具58件，其中桌案16件(明代6件，清早期10件)，这些家具全部为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从故宫、颐和园等地抢劫掠夺而来。
今天，桌子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最普通的家具，桌子的材质、式样、风格也更加多元化。当我们享受桌子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和舒适的时候，不妨也回顾下中国木桌的旅行，看看那些木桌走过的漫漫长路，听听那些木桌曾经的故事，或许我们就会对中国木桌肃然起敬，因为它们曾经长久地引领过时代的潮流。, 百拇医药(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