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末，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遭受极左路线的狂暴迫害，同时含冤死亡。

    他们有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傅聪远在国外，小儿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当时，只有傅雷夫人在上海的胞兄——我的姨父，和我的姨母，以及与傅雷夫妇朝夕相处多年的老佣人菊娣，三个亲人得到通知到场。

    无能为力的亲人们，也只有眼看着“反革命”的傅雷夫妇，穿着睡衣，赤着双脚，被车拉往火葬场，连按照习惯替他们换一身衣服的要求也得不到允许。

    一个寒冷的晚上，我们在家等待一位陌生的来客

    傅雷夫妇死后四个多月了，一天，突然有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姑娘出现在菊娣阿姨面前，她说姓高，是傅雷夫妇的寄女，打听他们的亲属。

    老仆人很疑惑，回答:“傅先生不讲那一套，我从没听说有什么寄女。”

    戴口罩的姑娘再三表白:“阿姨，我确实没有恶意，不会牵累你的。”紧张的老仆人提醒这个奇怪的姑娘“你要受累的!”姑娘还是再三恳求，不象恶意，倒诚心诚意得有些傻。老仆人不耐烦地告诉了她:“送到‘静安火葬场’去火化了，谁也没敢再去问，你到底想怎样?”姑娘道了个谢，走了。

    不久，那个戴大口罩的姑娘又出现在一位老太太——傅雷的远房婶母面前，提起傅雷夫妇的骨灰，这个头脑清晰而又疑虑重重的老人说了声:“你到底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伸手去拉大口罩。

    “喔!”姑娘往后一退，说声“对不起。”转身离开了。

    冬，该过而未尽；春，应到而不来。一个寒冷的晚上，还没有什么震响打破夜静，姨妈和我心情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