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值得自豪的头衔、桂冠，没有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更没有随意支配的雄厚资产。面对命运，我偏偏不甘心!

    一

    我在新华社校对室工作。这个工作够普通的，可我总想把这普通的工作做得更好些。《参考消息》第8版是台港消息，来稿中繁体字、生僻字多，可我偏要“校”这块版。校对得好，钱不多挣；万一出差错，倒扣奖金。而我却什么怨言也没有。

    我是校对员，可我偏偏喜欢舞文弄墨，写篇短文，投篇小稿。文思汹涌时，半夜12点也得爬起来记下点儿什么。一年到头，还总忘不了记日记，就算一个个本子记的都是“想入非非”，也绝没有怨言。

    二

    我不是幸运儿。豆蔻年华，我和许多年轻人赶上了那个时代。1969年8月，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醒目的横幅是“宁愿离家千里远，寸步不离毛主席”。待到北去火车的汽笛拉响，车厢里顿时传出嚎啕哭声……

    经过3天3夜的颠簸，我们在半夜抵达目的地。拖拉机轰鸣着，马灯一闪一闪的，忙乱中我们被领到了各自的宿舍。我们身子一挨炕就进入了梦乡。朦胧中有人摇醒我们。昏黄的油灯下，传来地道的北京口音——是几位北京女12中高三年级的学生。她们送来饭菜，劝慰我们:既来之，则安之。

    我必须记下她们的名字:李欣宜、钱云樱、蔡庆文、孙玥……因为朝夕与这些长我四五岁的战友相处，我才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始终向前，不曾摔倒。

    北大荒苦，对于我们这些刚离开大都市的年轻姑娘来说，就显得更苦。

    秋收季节，我们一起挥镰割豆。我尽管带着父亲给准备的帆布手套，但黑土地上长得茁壮、粗硬的豆荚还是把手扎得生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