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了那么久，阿昌的眼泪终于喷薄而出……但那一刻，他依然高大而坚强

    还在县城师范读书的时候，阿昌就曾经对我说过，他将来要进中国第学府——北京大学去深造。

    应该说，当时的我是深深地被阿昌的满腹诗书折服了的。但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他有些“狂”，甚至有些心烦他那种不谙世事的“穷学究”味。在我想来，庭院深深的北京大学毕竟离这县城师范太远太远。

    那时的阿昌，有些天真，有些迂腐，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直到1986年7月，我和阿昌才从论古说今、赏月吟诗的理想阁楼中爬了下来——我们分到了乡下。我的分配单上写着一个叫“拿溪小学”的校名，而阿昌则分配在偏而又远的“文竹小学”。

    村落里的学校，学生不多，老师更少，且多住附近，到了晚上便常有孤身一人“以校为家”的时候。偏偏村子里又不通电，一个人守着一盏煤油灯度长夜，其落寞和凄清就又添了几分。我虽有豪情万千，却也不愿做独庙中的孤魂，而宁愿相信同事“到哪座山上唱哪首歌”的善劝。于是，我与同事玩“拱猪”，打麻将，也与酗酒的村民把盏碰杯。第二年，耐不住寂寞的我甚至与邻村的姑娘谈起了恋爱。而在这之前，我是发誓不到25岁不涉足爱河的。

    偶尔想起的时候，我也会到阿昌那儿去玩。阿昌的学校跟我的学校差别无几，不同的是阿昌的房间里，没有麻将、扑克和四散的烟头。在他的住处，堆满了一摞一摞的自学教材，文学函授书刊，还有数也数不清的大部头书。当我向他描述我生活中的无聊和无奈时，阿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只感觉课余的时间不够用……可见，生活是由我们自己去安排的。”

    于是，3年后，阿昌被评为了全县“十佳”教师，又拿下了汉语言文学自学的专科文凭，当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我，扳着指头数过1000多个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