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女孩都痴迷地做着“洋婚”梦，还有如本文作者这样很“中国”的女孩，也并不是所有的“老外”对爱情与婚姻都看得犹如儿戏，也有如本文中那位叫洛德的很传统的“老外”

    (一)

    1991年春天，我上大学四年级，在学校宣布开始半个学期的实习后，为了给我辛苦学习的审计专业找一个实践机会，也是为了多少赚些钱贴补清贫的大学生活，经别人介绍，我背着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到驻北京的一家美国化学工业公司做了财务部的助理，也就是“打杂工”。所谓财务助理，其实是杂役，包括复印文件、打字、打扫卫生以及接电话电传等，无所不做。我的工资是计时的，每小时8块钱人民币。

    当时，洛德40岁，是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也就是老板。他天天坐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的一张大班台后面，我们很少见面，碰上了也仅仅是点头致意。

    在这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我Jane。即使就这样一个代号，洛德也根本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比别人晚走3到4个小时。别人下班后，我就利用公司的电脑干私活。一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出3000港币买我的30000字的中篇小说《最后一盏碧螺春》，我必须把它打印成一份像样的文稿，并且把软盘一起提供给那个因为我在读大学而在稿酬上格外吝啬的编辑。然而3000港币和那份高于这钱的成就感对我吸引力十足，我干得很投入。

    稿件敲完最后一个字的那一晚，我沉浸在自己编造的陈年旧事中几乎落泪，完全没有注意到此刻高高大大的洛德就站在我身后，我吓了一跳。

    洛德笑着对我说:“我在门外看了你几个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