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两小无猜，爱却在无奈与伤痛中深埋；雪在月光下起舞，我的音乐却无法盛开

    我实习的城市离郊县老家门口的那棵金钟柳不过15公里的路程，而张典竟然用邮递的方式寄来了他的大红喜帖。看着那喜帖上不容置疑的“3月1日”，我听见自己的头脑里有瓷器爆裂的声音。收到喜帖时距3月1日还有3天。

    1979年夏天，张典和我只相差7天降生在这个叫右洼的村子里。据说早我7天满月的张典被他妈妈早早抱来跟我比较。张典妈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对我妈说：“我儿子不丑，你姑娘蛮俊，咱做亲家吧。”我妈就说：“行!”然后一屋子的人就都笑。三五岁上玩“过家家”游戏的时候，张典和我是一对当然的“夫妻”。但不谙男女情事的我们并不因大孩子的起哄而羞，反倒有些莫名的骄傲。

    事情就在我们一起读小学三年级时发生了变化——张典染上了肺炎，而乡村医生大量使用抗生素使张典的听力几近为零。我主动请求老师把我调到张典旁边，一直到高中，我写字的速度练得飞快，几乎可以与老师讲课的语速保持一致，张典的功课也一直不错。正当我们想继续这样默契地读完同一所大学时，张典却在听力检测时被告知无法报考我们填写的那个共同志愿。

    我上了大学，而张典回到了右洼。张典迷上了凡高，绘画占据了他农事后的大部分时间。他的这种爱好与那个安详淳朴的乡村有着明显的格格不入，更可怕的是张典拒绝给我回信。

    我坐在阶梯教室里，用只有张典能懂的符号记录老师讲过的每一个字，而我右边的空座位是我留给张典的。尽管当时张典远在右洼的夜空下描绘着凡高狂野又寂寞的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