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一些人们，已经很自然地把钱钟书和“大师”这个称谓连系在一起。中国人一旦成为“大师”，仿佛就领了免罪符，假若有人敢在写满大师名字的陈年流水簿子上踹上一小脚，就即刻人神共愤。本来，任何学者，作家，艺术家都需要经过他人，后辈，尤其是时间的评判，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萨特的左倾，都如此，后代原谅不原谅是另一回事。早早就戴上“大师”的帽子，奉着“文化昆仑”的头衔，当然免不了别人要来怀疑一下，究其根源，是盲目崇拜者在先，才有挑刺者于后，修筑神坛在先，才有请下神坛的必要。

    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钟书诚然是合格的。但是假如真要以知识份子的“昆仑”来看，似乎他又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杨绛的回忆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勾画出一个钱钟书的轮廓，可是这个轮廓似乎缺少点什么，或者说，并没有人们期待的一种鲜明的精神力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以为，这种精神力量应当来自对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群的深切关注和担忧，对现实苦难的敏锐感觉。当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时候，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在《罪与罚》中，陀氏塑造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困惑，犯罪，逃避，最终获得爱情和救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亲情，友情，爱情，有穷人的困窘和绝望，社会的不公，也有忠诚，而最大的忠诚，却是来自最下层的妓女索尼娅的爱情。另一位文学家托尔斯泰则一生都为自己的贵族生活和下层民众的差距而痛苦，寻求社会改造之道。晚年因为内心的煎熬放弃遗产离家出走。这种力量更应当来自内心的激情。鲁迅是以冷嘲和毫不留情的讽刺著名的，但在许广平1925年致鲁迅的信中，却说鲁迅的缺点是“太敏感，太热情，太容易愤怒”。鲁迅是太热情的人——我以为这才是对鲁迅的真正了解。《围城》的结构有问题也好，作者幽默过多，干预情节也罢，都掩盖不了它最大的缺陷——它所没有的，正是名著应有的深沉厚重的道德力量和精神价值。当我们读《阿Q正传》的时候，是笑中带泪，最后引起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鲁迅的《在酒楼上》写吕纬甫，从一个曾经的热血激进青年蜕变为一个“无可无不可”的落魄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