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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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里九重阳，嗨呀秋呀秋收忙，谷子呀糜子呀，收呀么收上场……”这是抗战胜利后的头一个金秋，欢快的歌声洋溢着边区民众对和平生活的憧憬。

    一场大雨把古城延安清洗得更加雄伟壮丽。山梁上，川道里，一大早便见有背着行李的年轻干部匆匆赶往东郊机场。太阳冒山时，机场上已集结有上千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机关、边区机关以及鲁艺、女子大学，明媚的阳光下，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兴奋，亲切的问候，热烈的攀谈，真挚的叮嘱，传递着彼此的赞赏与信任，整个机场激动着庄严、昂扬的浓厚气氛。人们当然知道，他们并不是来乘机的。他们是通过志愿报名积极争取将作为中央派出的“延安干部团”，从这里整队出发，去执行一项艰苦而神圣的使命：挺进东北，创建巩固东北根据地。

    是的，东北。刚从日伪统治下光复的东北，有着重要战略地位和战略资源的东北。毛泽东在“七大”上讲，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基础。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央就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去东北开展工作。29日，又发出关于迅速派兵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但这无疑会是一次困难重重、极其艰巨的进军。考虑到当时行政权尚在国民党手里，又有“中苏条约”的牵制，中央指出，我们只能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声张，不在报上发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也不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农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我们的政权和地方部队，放手发展壮大。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场关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智慧谋略的博弈中，又是毛泽东棋高一着。就在蒋介石妄图依靠美国的支持，用军舰和飞机抢占先机运兵东北之时，我党两万干部、十万部队早已秘密进入东北，内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0名。

    这批从延安出发的干部队伍中，有一支年轻的团队，是奔着遥远的黑龙江省会城市北安而去的。领队赵德尊，1935年入党，1937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先后在冀西、晋中、太行等根据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出发前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其他成员也都是经过严格锻炼有相当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其中十多对年轻夫妇和恋爱中的情侣，为不影响行军，有的把孩子留在延安托付老乡照料，有的赶在出发前举行了婚礼，毅然踏上北去的征途。

    这中间就有我的瓦窑堡同乡史梓铭和妻子王茜萍。史梓铭北上后被任命为北安县首任县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