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幸

    请喝茶。这是她一天中说得最多的话。每次说这句话时，她的头都低垂着，刘海轻轻地绕过她额头，紫砂壶被她珍重地握在手里，褐色茶汤浩浩荡荡地冲出来，准确地落在茶杯中。

    黛笙，拿八八青饼给客人，结账。

    老老板把钥匙给她，屏风后面是个宽达一间屋的博古架，像放骨灰盒般端庄虔诚地摆着一本正经的茶饼，从下到上，参照人间阶层划分，身价少则过百，多则过千上万，甚至百万。她抬头仰望了一下最高处的那个柜子，玻璃反射着凛冽的光芒，锁孔被阳光照得金灿灿，里面端庄地摆着那饼茶。那饼紫色包装的、整个店里最贵的，是一枚班章。她看它一眼，便心安了，舒坦了，好像它是她的一样。等客人走尽了，她要做她一天中最享受的事——踩着红木的梯子走上高处，双手端着板板正正地摆在架子上，好像站在了云端，用最轻柔的掸子把玻璃上的尘埃扫落，也许根本没有尘埃，毕竟店铺太干净了。她喜欢这个仪式过程中散发出的醇熟香味，她喜欢这种讲究，在讲究的清晨和夜晚，穿着讲究的黑长衫系红腰带。

    它给她一种有尊严，一种体面的感觉，你知道尊严和体面是什么感觉，它就像条会蠕动的虫子寄生在体内，越是卑贱的人体会得越深。所以她常觉得，到茶店之前，她过的是日子，之后，过的是岁月。在她看来，活得有尊严、活得体面才叫岁月，仅仅活着只能叫作挨日子。从日子到岁月，就是有了质感，有了生的凭证，不算枉为人一场。

    但回到家她就离这两个词远了，当然一定程度来说感触得也更深了。在家里，她不叫黛笙，她叫莊翠红。叫庄翠红的时候，她不太体面，她和赶集卖石头的丈夫、29岁的儿子住在小区深处的平房里面，很多人以为那里是别人家的配房。其实一开始她的家更小，只有配房的一半那么大，两间顶顶小的屋子，一间客厅兼餐厅兼卧室，一间儿子的书房兼卧室。后来丈夫把前面一块空地也圈了进来，盖上了泥瓦和塑料布，这样他们就多了一间房，不下雨的时候，总算是拥有了一个独立的客厅兼餐厅。

    那一天，儿子说，我想相个媳妇。儿子有点胖，腿脚不太好，五岁时跟她到她上班的宾馆玩，她洗一捆一捆的床单，儿子钻进滚筒，她一如平常地开机，听见嘎吱一声，然后是哗哗啦啦放水的声音，她一如平常地发呆，最后才听到儿子在洗衣机里凄惨的哭声和拍打声。从那后，儿子腿脚就不利索了，走路时一只脚向外扭着，手也跟着哆哆嗦嗦地外翻，身子像打了个波浪，如果你乐观地想，他走起来真的像单只手划着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