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为“不责怪医生”点个赞
摘要
2016年5月10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台普通的腹股沟疝手术却出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一位老病人因为接受过喉癌手术无法说话，在手术等待时打手势让护理人员拿来纸和笔，一字一字写下了一张“不责怪医生”的字条。上面写道：“手术过程如发生异常情况，家人不得与院方和医生发生任何不理智的行为。是技术原因由医院方处理。是就诊者本身原因由患者自身负责。医生可总结经验以利于今后的工作。——患者，2016.5.10，立字上海一医手术室。”
这张小纸条一度轰动了医生们的朋友圈。
事情本身不复杂。患者在纸条上告诫子女，“手术过程如发生异常情况，家人不得与院方和医生发生任何不理智的行为。”同时，也有解决的思路，“是技术原因由医院方处理；是就诊者本身的原因由患者自身负责。医生们可总结经验以便于今后的工作。”
, 百拇医药
有人觉得字条其实是打儿女的脸——说的是最基本的道理，还需特地嘱咐？可见儿女有医闹倾向。
更多的医生认为纸条传递来患者的温情，觉得还是“有相当多患者从心底尊重和信赖医生”。
笔者看到的是纸条字里行间透出的理性就医观。
这种理性，人人觉得自己清楚。但当身处问题之中往往容易缺失。
●理性的声音
字条的作者是位老病人了。12年之前得胃癌，2年之前得喉癌，经历过无数的大小手术。
可以说，这位老先生对医疗环境比较理解。而纸条，应该是他深思熟虑后的表态，老先生的几句话实际清楚地阐述了患者面对医疗结果不理想之后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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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是医疗事故，走正常途径处理。
2.承认医疗行为中存在医学能力未达到。如果属于这部分因素，则自己承担。
笔者采访过不少患者家属，在医患纠纷中能保持理性思维的太少。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人本来是好好的，做了个手术就成这样。手术是在医院做的，不找你，找谁？”
即使签好知情同意书，家属也有可能说：“签字是医生让我签的，我又不懂，不得不签。”
这显然是一种感性甚至不乏极端的思维。而这种非理性思维，对很多人却无比受用——情感宣泄总是比理性思考更容易，有些一时难以消化盼专业知识，很多人便干脆选择无视。
理性的声音往往是孤独的。现实中。偶尔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立马分出敌我阵营：“你是帮我？还是帮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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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往往还有围观者帮腔；“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是他，好好的家人没了，你能冷静？”
●非理性循环
当然，更多人的反馈是，自己原本是理性的。但光我理性有用吗？
也有人说，有时简单的一个问句，换回医护的一个白眼，再理性的人也容易失去理智。
的确，当前的医患陷入一种“非理性循环”，并产生“双向抵触”。
过去已有时日的北医三院孕妇死亡案就是一例。孕妇死了，丈夫发帖宣泄，死者所在的中科院甚至向医院发去公函，医院也不惜爆料来正面回击。结果是，舆论一地鸡毛。
那件事，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医生的观察是理性的：“我知道大家沉浸在宣泄的快感之中，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这种快感是不对的，而且它消耗着我们积聚多年的乃至未来的信用。站队式的评论让愤怒遮蔽了我们的双眼，可能让我们丧失医者应有的慈悲、内省的情怀”，“虽然我们反对的是医院暴力，我们却以网络暴力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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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声音，在喧嚣的舆论场中得不到充分关注。
常年与医疗纠纷打交道的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有过观察：医患纠纷常有特定发生时段，他称之为“社会心理底线广泛遭受冲击时间段”。例如前一段时间的魏则西事件，就属于大众心理底线广泛遭受冲击的事件。在这种事件后患者最易有非理性行为产生。
反过来，医生对患者的抵触也有相应时间段。尤其在伤医事件后，长期积累的怨气和过度防御心理在医生群体中弥漫，容易“把患者当假想敌，提防着患者，怕患者捣乱”。
●恶性循环引发的后果，就是“防御性医疗”。
“防御性医疗”是1978年5月由美国两位医学教授首次在《科学》杂志上提出的概念。即在某些情况下医生所采取的医疗行为，其目的在于避免医疗风险与诉讼，而宁愿牺牲最优治疗方案。
, 百拇医药
美国2012年一次对全国范围内基层保健医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将近半数医生承认自己接诊的病人接受了过多的医疗服务。超过75%的医生表示，担心被起诉或是被指责玩忽职守的压力迫使他们要求病人做更多的检查。
2015年《医学界》杂志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心产生医患纠纷，在行医时采取过“防御性医疗”。
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走到这一步。
●质疑的渠道
我们无数次呼吁理性。理性，并不代表无需质疑。
现实中理性的患者其实不在少数，关键是要在出现异常问题时，给理性患者以追究问题所在的渠道。
而这个渠道，必须做到足够理性、透明，否则就可能令理性患者的信任进一步瓦解，难以相信“医方无过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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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此方面其实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从2011年开始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如今已开展5年多。例如每次调解，都会当着纠纷双方随机抽选参与专家，所涉及医院的专家必须回避……调解时，专家会就疑问点依次询问，以判断责任在哪一方。
笔者曾在采访中遇到外地的患者，为了能够在上海进行调解，而不得不把最后转院的上海地区医院一并列为“被告”。
事实上，不少理性患者期待的，不仅仅是搞清楚问题所在、责任所在，还包括旧问题会否重演，未来有无可能避免。
美国曾有一位医生自己的母亲在医院去世，他认为母亲的死可能是因为被ICU值班医生延误导致。遭遇了几个部门的推诿之后，他也一度与医院“反目成仇”。但后来医院管理层出面，共同与医生分析救治环节的疏漏，并表态要吸取教训，补上缺失的一环。医生最终释怀，并表示不再追究医院责任。
这一次刷爆朋友圈的老先生的字条，同样表达着，如果异常源于非医生可控的因素，也期待“医生们可总结经验以便于今后的工作”。
, 百拇医药
这是不少患者传递出的更深层次的渴求——作为患者，也有患者的特别价值。
假若医院能做到这一点，相信不少患者家属会更容易接受。当然，这并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努力，还有院方，以及整个系统的努力。
总的而言，小纸条更像是患者在众多j乍理性声音中抛出的一根橄榄枝。想要打破当前医患关系的非理性循环，就必须给理性患者以足够透明的机制追问问题所在。
在如此信任基础之上。人们才更可能尊重医学的有限与无奈。
(编辑宋瑾)
(投稿邮箱：656582829@qq.com), 百拇医药(王潇)
2016年5月10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台普通的腹股沟疝手术却出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一位老病人因为接受过喉癌手术无法说话，在手术等待时打手势让护理人员拿来纸和笔，一字一字写下了一张“不责怪医生”的字条。上面写道：“手术过程如发生异常情况，家人不得与院方和医生发生任何不理智的行为。是技术原因由医院方处理。是就诊者本身原因由患者自身负责。医生可总结经验以利于今后的工作。——患者，2016.5.10，立字上海一医手术室。”
这张小纸条一度轰动了医生们的朋友圈。
事情本身不复杂。患者在纸条上告诫子女，“手术过程如发生异常情况，家人不得与院方和医生发生任何不理智的行为。”同时，也有解决的思路，“是技术原因由医院方处理；是就诊者本身的原因由患者自身负责。医生们可总结经验以便于今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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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字条其实是打儿女的脸——说的是最基本的道理，还需特地嘱咐？可见儿女有医闹倾向。
更多的医生认为纸条传递来患者的温情，觉得还是“有相当多患者从心底尊重和信赖医生”。
笔者看到的是纸条字里行间透出的理性就医观。
这种理性，人人觉得自己清楚。但当身处问题之中往往容易缺失。
●理性的声音
字条的作者是位老病人了。12年之前得胃癌，2年之前得喉癌，经历过无数的大小手术。
可以说，这位老先生对医疗环境比较理解。而纸条，应该是他深思熟虑后的表态，老先生的几句话实际清楚地阐述了患者面对医疗结果不理想之后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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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是医疗事故，走正常途径处理。
2.承认医疗行为中存在医学能力未达到。如果属于这部分因素，则自己承担。
笔者采访过不少患者家属，在医患纠纷中能保持理性思维的太少。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人本来是好好的，做了个手术就成这样。手术是在医院做的，不找你，找谁？”
即使签好知情同意书，家属也有可能说：“签字是医生让我签的，我又不懂，不得不签。”
这显然是一种感性甚至不乏极端的思维。而这种非理性思维，对很多人却无比受用——情感宣泄总是比理性思考更容易，有些一时难以消化盼专业知识，很多人便干脆选择无视。
理性的声音往往是孤独的。现实中。偶尔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立马分出敌我阵营：“你是帮我？还是帮医院？”
, http://www.100md.com
更可怕的是，往往还有围观者帮腔；“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是他，好好的家人没了，你能冷静？”
●非理性循环
当然，更多人的反馈是，自己原本是理性的。但光我理性有用吗？
也有人说，有时简单的一个问句，换回医护的一个白眼，再理性的人也容易失去理智。
的确，当前的医患陷入一种“非理性循环”，并产生“双向抵触”。
过去已有时日的北医三院孕妇死亡案就是一例。孕妇死了，丈夫发帖宣泄，死者所在的中科院甚至向医院发去公函，医院也不惜爆料来正面回击。结果是，舆论一地鸡毛。
那件事，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医生的观察是理性的：“我知道大家沉浸在宣泄的快感之中，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这种快感是不对的，而且它消耗着我们积聚多年的乃至未来的信用。站队式的评论让愤怒遮蔽了我们的双眼，可能让我们丧失医者应有的慈悲、内省的情怀”，“虽然我们反对的是医院暴力，我们却以网络暴力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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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声音，在喧嚣的舆论场中得不到充分关注。
常年与医疗纠纷打交道的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有过观察：医患纠纷常有特定发生时段，他称之为“社会心理底线广泛遭受冲击时间段”。例如前一段时间的魏则西事件，就属于大众心理底线广泛遭受冲击的事件。在这种事件后患者最易有非理性行为产生。
反过来，医生对患者的抵触也有相应时间段。尤其在伤医事件后，长期积累的怨气和过度防御心理在医生群体中弥漫，容易“把患者当假想敌，提防着患者，怕患者捣乱”。
●恶性循环引发的后果，就是“防御性医疗”。
“防御性医疗”是1978年5月由美国两位医学教授首次在《科学》杂志上提出的概念。即在某些情况下医生所采取的医疗行为，其目的在于避免医疗风险与诉讼，而宁愿牺牲最优治疗方案。
, 百拇医药
美国2012年一次对全国范围内基层保健医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将近半数医生承认自己接诊的病人接受了过多的医疗服务。超过75%的医生表示，担心被起诉或是被指责玩忽职守的压力迫使他们要求病人做更多的检查。
2015年《医学界》杂志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心产生医患纠纷，在行医时采取过“防御性医疗”。
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走到这一步。
●质疑的渠道
我们无数次呼吁理性。理性，并不代表无需质疑。
现实中理性的患者其实不在少数，关键是要在出现异常问题时，给理性患者以追究问题所在的渠道。
而这个渠道，必须做到足够理性、透明，否则就可能令理性患者的信任进一步瓦解，难以相信“医方无过错”的结果。
, http://www.100md.com
上海在此方面其实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从2011年开始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如今已开展5年多。例如每次调解，都会当着纠纷双方随机抽选参与专家，所涉及医院的专家必须回避……调解时，专家会就疑问点依次询问，以判断责任在哪一方。
笔者曾在采访中遇到外地的患者，为了能够在上海进行调解，而不得不把最后转院的上海地区医院一并列为“被告”。
事实上，不少理性患者期待的，不仅仅是搞清楚问题所在、责任所在，还包括旧问题会否重演，未来有无可能避免。
美国曾有一位医生自己的母亲在医院去世，他认为母亲的死可能是因为被ICU值班医生延误导致。遭遇了几个部门的推诿之后，他也一度与医院“反目成仇”。但后来医院管理层出面，共同与医生分析救治环节的疏漏，并表态要吸取教训，补上缺失的一环。医生最终释怀，并表示不再追究医院责任。
这一次刷爆朋友圈的老先生的字条，同样表达着，如果异常源于非医生可控的因素，也期待“医生们可总结经验以便于今后的工作”。
, 百拇医药
这是不少患者传递出的更深层次的渴求——作为患者，也有患者的特别价值。
假若医院能做到这一点，相信不少患者家属会更容易接受。当然，这并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努力，还有院方，以及整个系统的努力。
总的而言，小纸条更像是患者在众多j乍理性声音中抛出的一根橄榄枝。想要打破当前医患关系的非理性循环，就必须给理性患者以足够透明的机制追问问题所在。
在如此信任基础之上。人们才更可能尊重医学的有限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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