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赫羽

    不久前，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呼引起了广泛热议。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地被广泛使用，但“农民工”常常被视为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称呼。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新时期，农民工又能给乡村带来怎么样的发展契机？是个值得关注的大课题。

    蛇皮袋背起的致富梦

    1989年的春节前夕，中国南方的各大交通枢纽突然宣布告急，售票窗口前挤满了人，站前广场人满为患。一股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浪潮给铁路等交通运输造成巨大的压力。当年春节后，有三四千万农民工涌入城市。

    上世纪80年代，“进城打工”成了当时中国农民发家致富，然后回乡建房成家的一大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农民有了自主支配剩余劳动时间的自由，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多了起来。同时，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急需大量劳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不过当时城乡户籍壁垒森严，政策不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

    真正解封是在1984年。

    那一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不仅肯定了农民的流动，还为农民进城就业打开了一扇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此时，中国沿海城市有大量工厂的兴建，外资持续流入办厂，尤其是当时有“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作为最早引进外资企业的广州，也是最早允许外省农民流入的地方。

    一方面，这里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风生水起，劳动密集型企业快速扩张，企业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从事生产。每年春节过后，广州火车站每天都会涌来潮水般的肩扛蛇皮袋的打工族，他们挤出出站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色海洋一般壮观的接站牌。

    另一方面，进厂曾是那个年代时髦的字眼，对于刚刚走出农村的打工者而言，“包吃包住”更具有吸引力。哪怕老板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

    1985年春，刚复员不久的广东潮汕农民陈树生只身来到广州打拼。在区环卫局，劳资科黄科长对他说：环卫这行最脏最累，最被人瞧不起，工资奖金每月加起来只有120元，福利还暂时没有。陈树生用一口浓重潮汕口音的普通话答道：不错了，一月抵得上家里一年多的收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