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尚文

    每当我看到孩子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在学校里无忧无虑、欢乐嬉笑的时候;每当我向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瞧着他们那红润的脸蛋，接触到他们那天真稚气的目光的时候，我的心头就一阵紧缩，情不由己地想起我那已离开人世多年的孩子——小蓬头。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劳苦大众同三大敌人进行浴血奋战，他没有尝过甜蜜的奶糖，没有裹过温暖的襁褓，甚至连奶有时也吃不饱。还没等他懂得人事，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那是一九二九年的事了。立夏节起义后，我在家乡金寨南溪担任了乡苏维埃副主席，后来我参加了红军，在宣传队里，我和中共赤南县委委员汪乃应相爱了。一九三一年秋天，我俩结婚了。记得结婚时，同志们还为我们举行了简朴的仪式，吃了果子茶。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结婚不久，我俩就分开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离开了鄂豫皖。在河南新集，我们宣传队被白军打散，剩下的十个同志一致表示，一定坚持战斗到底。我带领他们，日日夜夜在大别山里转，一直转到商城以南的金刚台、挥旗山一带。同志们高兴起来，说又转回熟地方了，打游击也好坚持呀。

    真巧，在挥旗山下的一个树林里，我碰到了爱人汪乃应。原来主力红军撤离后，党组织决定让他留下，担任南石塘等三乡政治指导员，负责领导地方干部打游击，和敌人周旋。他们共有十八个人，再加上我们，成立一个游击队，统一指挥，以金刚台、挥旗山为活动中心，到处游击，队伍逐渐扩大到二三百人。

    国民党军为了消灭红军，不断对大别山区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还咬牙切齿地提出，要“砍光山上树，挖除红军根”，做梦都想把我们困死在大别山里。我们在敌人划定的“清剿”区里活动，形势越来越紧张，环境也更加艰苦了。常常五六天见不到一粒粮食，一两个月尝不到一粒盐花子，就是这样艰苦，我们照样坚持了三年。

    一九三四年春，我身子有孕了，肚大腰圆的，还是在山上。没地方住，我和汪乃应就用松毛枝搭个人字棚，晚上坐在里边朦胧一下;冷了，就拽些干柴烤烤火，因为窝棚上的松毛是向下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