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七一刚过，我打工的那家鞋厂，一夜之间不但值钱的机器设备消失了，就连满仓库成品的皮鞋也消失了。工人们都以为厂子被盗窃了，可心急如焚地跑到老板的办公室，发现办公室里已经人去楼空。我们这才明白是老板跑了，他拖欠了工人整整四个多月的工资。工人们愁眉苦脸地守着车间里剩下的那堆半成品和墙角堆积的那堆一文不值的鞋料乱了套，有的说到派出所报案，有的说死守着别离开，看他跑了和尚还能跑了庙，躲得过初一还能躲得过十五。于是我们都怀着侥幸的心理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老板的出现，死守着厂区不离开，吃喝拉撒睡统统在厂子里。可7月15日一大早我们所有的工人便被警察堵在宿舍里，原来连厂房都是那黑心老板租的，还欠着房东整整一年的房租。房东怕撵我们闹出事来，只好报了警。警察最后通牒我们说：“明天上午10点必须全部离开这里。”警察走后，有的工人开始绝望地哭泣，有的忿忿地诅咒黑心的老板不得好死。

    在这几十号打工者里面，王秀芬是我惟一的老乡。平日里平安无事，也显不出老乡的可贵。一下子出了这么大的事，王秀芬自然把我当成了她的主心骨。王秀芬属猪，我属鸡，我比她大两岁，所以我就像哥哥一样安慰照顾着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乡。老板逃跑前王秀芬向他预支了100块钱，不然我们只好喝西北风了。

    7月16日，王秀芬抓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说：“秦河，我们回家吧。”我坚决地道：“不回，我就不相信他会蒸发了。”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那个黑心的老板，哪怕掘地三尺。王秀芬默默地跟着我，离开生活、工作了三年的鞋厂。

    7月的张家口炎热而干燥，王秀芬跟着汗流浃背的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我们必须先找一个可以安身的住所，否则我们就只有睡在大街上。可我们两人的钱加起来也不过100多块人民币，所以租房子简直想都不敢想。就算房东怜悯我们预收我们一个月的房租，也要五六十块。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就算喝西北风，炎热的7月里，老天爷也不会给我们刮的。当我们走到清水桥头的时候，我的眼前一亮，很多粗大的下水管静静地躺在清水河边的马路牙子上，其中有几根还口对口紧挨着。我兴奋地说：“秀芬，我们有地方住了。”王秀芬疑惑地望着我，一时间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把简单的行李往下水管上一扔再也不想挪动步子了。王秀芬围着粗大的下水管转了一圈，明白了我的意思，她不无担忧地问我：“晚上安全吗？”我拍着自己并不宽阔的胸膛说：“有我，你怕什么。”王秀芬犹豫了半天还是难为情地说：“要不我们租一间房子吧，反正我还有100块钱。”我严肃地告诉她：“秀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