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有关单位和个人却“捂盖子”“和稀泥”？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通报了相关案例，未成年人被侵害知情隐瞒不报者被追究刑责，涉嫌违纪违法人员受到处罚。

    去年5月，最高检等9部门共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9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情形，有关单位和个人须立即报案。据最高检统计，截至去年9月，各地通过强制报告立案并审查起诉的案件近500件。

    广州日报评论员夏振彬：近500件，这无疑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它意味着至少数百个孩子及时摆脱了不法侵害，意味着强制报告制度威力不小、卓有成效。当然，近500件也是一记警钟。它提醒我们，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依然高发、多发，强制报告仍然“任重道远”。

    如何让强制报告发挥更大作用？

    一方面，要提升“报告意识”。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为孩子发声，就和为长者折枝一样，非不能也。强制报告作为一种责任倒逼机制，就是要把不想为变成必须为。为什么？为了孩子。

    过往经验证明，在未成年人侵害案件中，“发现难”是最大痛点之一，不少孩子遭受不法侵害后不敢、不愿甚至不知道寻求帮助。强制报告，就是要发动社会力量，共同织就一张严实细密的防护网。这张网上，每一个网格都很重要，都肩负重任。正因此，凡是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