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各方观点

    杜亚泉：

    东西文化各有不同特点，持调和论。

    陈独秀：

    中西文化绝无相同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反对调和论。

    胡适：

    不排拒传统，但以西学为主体，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调和论。

    吴宓：

    与胡适相反，以中学为主体，但亦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亦不主调和论。

    “五四”时期，曾经发生了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这场论战，少有人提起，王元化先生曾评价：“这场论战就其文化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凌驾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之上的。”

    这场论战肇始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批判《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不久，著名新闻人杜亚泉于1920年迫于情势，受论战影响，辞去主编职务，同时也不再为杂志撰稿，仅担任编辑课本工作，同时创办新中华学院。两年后因经费告绌而停办，负债数千元。淞沪战役爆发，商务印书馆毁于日军炮火。

    杜亚泉举家避难回乡。次年，患肋膜炎，十二月六日逝世，享年六十岁。他在病时，无钱医治，下葬时借棺入殓，身后萧条，令人倍觉凄凉。张梓生于《新社会》半月刊撰文悼念，言词甚哀，极为沉痛：“国人对于人物之崇仰，久失其正鹄。当曲园之死，举国淡然，时王静安已有所感。近则时局变幻，人心愈趋卑下，对数政客官僚之死亡，报纸争载，市巷纷谈；而对于品格崇高，行足讽世之学人之逝世，除三数熟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