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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佛法与民主
http://www.100md.com 2011年10月1日 《东方养生》 2011年第10期
     佛学、西学与经学,在章太炎下笔激荡交织,扬手文飞,成为那时代冲决世俗心灵与法则的强力惊涛。

    身为大国学家而参与政治的太炎先生(1869--1936),是民国史上一位突出的人物。然而历史学者一向对他的地位贬抑有加。此固然由于主观所致——民国史学依然存有党见,然童氏繁杂的思想和艰涩的文字也常使学者对其难作正确的论断。

    时下一般的看法,认为章氏是一狭隘的种族主义者(an ethnocentric ha-tivist),是一反对共和制度者、政治的反动者、思想的守旧者,甚至于说他是反复无常的“疯子”(章疯子)。但这些有关章氏的论定,所依据的仅是章氏言行的一鳞片爪,失之偏狭,缺乏对其透彻的了解。再加上各种误会,使研读中国近代史者仅把章氏看成国学大师,而以为他的政治思想与行动是次要的,混杂而矛盾的。

    从改良到主张革命

    章氏是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才正式转向革命的,在此之前他曾积极鼓吹改良。这种转变对20世纪初那批中国革命志土来说并不特殊。创始革命运动的孙中山亦如此,他于1894年11月24日在夏威夷创立第一个革命团体之前也是主张改良的。改良运动提倡现代的世界观,主张以君主立宪政体建立一富强国家,这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是一股最进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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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其他许多年轻自觉的知识份子,章氏和这个救国的进步运动是步调一致的。1895年对日战争的惨败,在他们那代知识界看来,是至大的屈辱,改良运动由此加速推进,因此而有1898年之戊戌变法。章氏正是在此时加入了改良派组织的上海强学会。章氏不仅仅因爱国而入会,同时也基于思想信念,正如他在1897年8月2日发表的《变法箴言》中所述:“除了共商改革大计是大家的责任外,另一当时的急务是防止革命。”他认为革命必然招致列强进一步攫取中国利益。他忧虑列强将瓜分中国,因此一直主张改良,忍受沮丧和愤怒,甚至到了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改良运动失败后亦是如此。

    他在改良派的朋友面前戏剧性地剪掉辫子,以挑战的姿态表明他的决心。因此,他投效革命虽然晚于孙中山,而两人都同样因肯定满清政府不能救中国而决心献身革命大业。

    当时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深信,满清政府不去,则一切均不可为。因此反满思想自然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论点。章氏在党人中是以“天字第一号的反满论者”著称的。他以深厚的史学和文化素养对清政府和满族痛加抨击,甚至讥嘲讽刺,也在所难免。他自知所持的反满言论是一种政治论调,身为革命党人他要求取宣传效果。当时效忠皇帝和清朝的力量仍然很大,而维新派的先驱康有为正大力为满清辩护,因此这种宣传工作非常需要。唯有痛斥穷诋,才能打击满清的威望,减弱效忠清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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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革命运动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推翻清朝政权。他在少年时虽已经播下反满思想的种子,但这种子却没有很快地成熟,在早年章氏既不排满也不是革命派。一直到国家面临险境之后,才成为排满的革命党人,立志推翻这个无能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治。他在驳康有为的长文中提出: “四万万中国人受制于五百万的满人,乃是问题所在。”他谈到所谓排满在于排满清的皇室、军队与清政府。他显然不是以种族的界线来认定敌人。而且,武昌起义后,他即时呼吁留日的满族学生投效民国,可见章氏的反满观点绝不是要把满洲人全部消灭。

    章氏的这些思想广泛参考了西方的许多观念,特别是卢梭的思想。他所关切的绝不限于反满。在他反满议论最盛的时期,同样注意到西方帝国主义和被牺牲民族的问题,如印度和朝鲜。他鼓吹所有被压迫的亚洲民族联合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日本与英国联盟一起并吞朝鲜后,章氏便把日本也包括在帝国主义的强权之中。据此可见章氏的反满思想不过是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绪果而非原因,原因在外国帝国主义。反满思想是他的政治利器,却不等于他全部的民族主义。对他而言,1912年满清政权倾覆之后,反满的问题便已过时而不再有意义了。佛教与革命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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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所共知,太炎先生是近世国学大师,以谈国粹为其依归。但童氏谈国粹的意旨何在,论者每有误会。一百年后回头看,他看重国粹绝不只是复古,而是因为国粹可以产生爱国热忱和民族精神。在他看来,民族主义需要国粹灌溉,犹如农作物之需水。他说:“如不知国家民族之可爱,民族主义势必枯萎。”在国粹中最重要的是历史,他称之为“国魂”。一国所异于他国者就在历史。没有特性,国家必无法生存。满人入主中国后破坏明史,原因即在于此。他认为动荡危殆之国可以再兴,而史亡之国必然永不得复。革命既为救中国,自然当强调国魂——历史。

    基于此,他特别提倡佛教在革命宣传中的重要性。但他只不过视宗教为一种手段,并非目的;道德才是他的目的。他以为中国的祸根在道德的败坏——无耻的钻营、空言不实、沽名钧誉、善于伪诈。因此,革命的首要目标在唤醒民德。具体是民德,他提出了知耻、忠厚、耿介和必信。至于身为人民先驱的革命志土,在他看来,则须当实践更高的德行:抛弃个人名利,甚至可以牺牲个人性命。他以为:没有真正的“革命道德”,革命不能成功。不过,坚守并发扬道德并非易事,他见过太多自命前进的知识份子,视个人利益重于国家,所以在他认为,必须具备一种宗教精神,方能培育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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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氏由此大谈佛教。在佛教中他所看重的是大乘。他之宣扬大乘乃是因其宗教意味最淡——以“识”启发人而不依凭鬼神偶像,主要的是尊奉佛家之无我、舍身和无惧,以实践自尊。他能在上海狱中度过几年苦难的日子即得益于此。这段亲身的体验正足以证实宗教的力量。此外他还提到:大乘之禅宗也曾给晚明爱国志土以殉国的勇气。他曾说:

    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敷者其佗宗教伦理之言,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且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

    佛教在他心目中绝不是革命之反调,反而大有益于革命。

    与民初政治

    许多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黄兴和鲁迅在内都认为,在民国成立后,章氏即由革命转变到反革命,既反对民主,又反对共和。但这种论断(为许多历史学者所接受)仅是表面的,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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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章氏反对民主最主要的理由在于他反对代议制度。但这并不是他在革命以后才有的思想及立场。早在1908年他就为文反对代议制度了。他反对的立场是基于实际的考量,而非由于思想上的偏见。他并不认为制度本身不好,只是认为这种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以他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中西有制度上的差异。代议制度根源于中古欧洲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崩溃后,社会阶级依然存在,各阶级乃各派代表共组议会。中国却没有这种阶级背景来组织议会,长期的专制和中央集权使得中国人民在帝制之下一律“平等”。他认为中国并没有与欧洲或日本贵族相等的阶级。我们不难看出,章氏为何把代议制度和封建制度以及阶级割分相连结。此外,他十分怀疑普选在中国的可行性。

    他认为民国的制度当由中国的传统制度中创出,或在一脉相贯之中求变通。他赞成选举总统,但认为必须从已具素质的政界领袖中选择,而非由一般人中产生。荐举制度起源于汉朝,而这种选举总统的方式可以看做是新式的荐举。选出来的总统是一国的领袖,主持国家行政和国防,并代表国家处理对外事宜。章氏所想的总统制是有实权的总统,他认为司法权当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无人可享特权,即使总统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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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情势的意外发展令革命党人措手不及。革命党人鼓吹建立民国已久,但未暇研订细节。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在当时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美国革命乃是建立民国最自然的范例。美国独立革命时,大陆会议(ContinentalCongress)颇有功于当时各殖民地的统一。1911年11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各省代表会便是以美国大陆会议为借镜的。这次集会的目的同样是要商议妥善的方法来解决国是,并在和平安定中再求统一,然后产生宪法、总统,及国会。但章氏亟力反对直接仿效外国模式,而毫不考虑本国传统制度。中国的历史既悠久而又未中断,并不是完全新创立的国家,绝不可不顾及传统。他说:

    昔日之言改革者,一味抄袭日本;今日之言改革者,又有一味抄袭美国之势。鄙意法、美皆民主,而宪法不相袭,国势根本不同,未可削趾适履。今以共和为主义,立法不妨参酌法、美,期遮于我。

    他从不相信外来的制度可在本地成长。不过由于两个原因,他未坚决反对西式的共和制度。其一,他自知其主张一时无法赢得赞同;其二,他不愿让极端的保守份子利用他的议论来反对民国。到1920年代,由外国输入的议会总统制(the parliamentary-presidentialsystem)在国内试行终于完全失败,至此他才重发当年的议论。时间证实了他的见解之正确。, 百拇医药(海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