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放下禅宗担起文化
天台、华严和禅宗，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三大流派，尤其以禅宗六祖慧能师徒的转化力最强，可称为中印圆融之最殊胜者，胡适长期细致玩味禅宗，弦外之意则是中国文化之复兴再造。
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时，已经注意到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导言部分，他概述了中国哲学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其中对佛教给中国哲学带来的巨大影响再三致意，他把东晋至北宋的哲学史，直接称为“印度哲学”时期，并认为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和思想家都是在研究和阐释佛教哲学，而韩愈、李翱这些研究阐发本土哲学的都是“二流以下的人物”。同时又说到，自唐以后，佛教哲学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开始逐渐的中国化，与中国固有思想结合，生发出宋明理学。
因此从二十年代开始，胡适展开对佛教，尤其是对禅宗的研究，也就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从胡适日记中可以了解到，此时他已经开始广泛阅读佛经，并在北大讲授有关佛学的课程，还撰写了多篇论文。据《胡适口述自传》称，胡适在1924年就开始准备写《中国禅学史稿》，当写到慧能时就搁笔了，因为他在考证禅宗早期历史时，感到宋以来的各种禅宗史料有很多谬误、矛盾的地方，是被人所篡改过的，如果没早期资料的新发现，禅宗史无法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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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东方如来”——慧能
众所周知，按照传统的说法，禅宗史被这样描述：在释迦牟尼时代，一次灵山大会上，有信徒向佛宜献花。佛祖拈花微笑，众弟子茫然不知何意，只有大弟子迦叶也向佛祖微微一笑。佛祖当时就断定：“迦叶懂了。”并声称将这一熄灭生死、超脱轮回的奥妙心法传给迦叶。于是以心传心，于教外别传一宗的禅宗诞生。在印度代代相传到菩提达摩时，已是二十八世。南朝齐梁时期，菩提达摩来到中原，开始弘扬这种以心传心的佛法，并以袈裟作为信物表示拥有者得到了前代的真传。
就这样，菩提达摩成为中国禅宗的一祖，传到二祖慧可，再次第传至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得到衣钵并进行传法的过程相当传奇，但最终还是成为南宗禅(注重顿悟的中国禅)的创立者。此后禅宗开枝散叶，发展成五宗七家，但都祖述慧能，《六祖坛经》也成为唯一非佛教元典却称“经”的佛教典籍。
胡适当年感到疑惑的就是六祖慧能这个时期的历史。从唐代佛教文献中，他觉察到慧能在生前寂寂无闻，最多是一个有地域性影响的和尚，其影响力无法与据传是和他争夺禅宗六祖衣钵的神秀相比，享有“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盛誉的神秀及其弟子开创的北宗禅(注重渐修的禅)信徒遍布广大的北方地区，其教义也得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认可。胡适在考察禅宗早期历史时，一个原本在禅宗史上毫不起眼的角色——神会和尚——的身影若隐若现，胡适虽然以学者敏锐的眼光感觉到此人似乎对南宗禅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资料的匮乏，他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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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凑巧。1926年，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身份，赴欧洲参加会议，因为心中存有寻找关于早期禅宗史料，尤其是神会史料的念头，于是趁此机会，他仔细翻检伦敦、巴黎等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资料。敦煌文献原藏于敦煌的一座石窟中，主要是隋唐时期的佛经写本，1907、1908年，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二人先后盗取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并运回本国，分别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这已经是天下皆知的事情，所以胡适怀疑这批写本文献中会有早期禅宗史料，可以订正宋代史料的谬误，还原禅宗早期真实历史。
文化改革家——神会
他的猜测很快得到证实。胡适在巴黎、伦敦发现了《神会和尚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四份钞卷。胡适将这四份神会和尚的语录文献复印后，加上自己写的考订文童，结集为《神会和尚遗集》于1930年出版。因为发现了唐代的钞本文献，神会的资料由原先仅仅《顿悟无生般若颂》(显宗记)中的寥寥六百多字，一下充实起来。其在禅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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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神会史料的重要意义，正如胡适所说“把一部禅宗史从头改写”。他的确从头改写了禅宗史。依据新发现的资料，胡适梳理出神会和尚的生平史实，又把神会语录与敦煌本《坛经》做比勘，于是得出一个石破惊天的结论：过去一千二百年来，禅宗佛教最为基本的经典，慧能所著的《坛经》，实际上是神会的伪托，真正的著作权实属神会本人。慧能之所以成为六祖，也是拜神会所赐。因为神会生前借助自己和政府的关系(他曾帮助政府募捐军饷，取得了政治上的资本)，并通过不懈地与北宗禅进行论战，终于打败了北宗禅的势力，死后被追封为七祖，间接地使得他的师傅慧能升为禅宗六祖。所以，无论是南宗禅的宗旨阐发，还是南宗禅最终取得正统的地位，都出于神会的功劳，神会才是中国禅的创立者(没慧能什么事)。因为神会法嗣不多，而趋避江南和岭南地区的慧能弟子怀让和行思却法嗣绵长，并成为禅宗发展的两大谱系，形成五宗七家。因此后世的禅宗各派，谱写历史时，都直接追溯到慧能，反而把在禅宗发展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神会忽略了，千年来不为人所知。胡适颇为神会抱不平，他一生所作的禅宗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神会的发现而展开，正如他声称的——我写神会和尚实在也是改写禅宗史，给神会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胡适满怀激情地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神会：“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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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完全否认慧能对禅宗的开创作用以及《坛经》的真实性，并将中国禅的创立完全归功于神会和尚一人，这些观点过于武断和夸张，引起了国内外禅学研究者的诘难和批评。尽管如此，胡适对神会重要历史地位的考证，对南北宗教义分歧的阐释及其斗争情况的描述，有些观点成为学界共识，有些给后世研究者思路的启迪。胡适生前自豪地声称发现神会(文献资料上的发现。历史地位的发现)，是自己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桩原始性的贡献”，是其禅宗史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也的确不是王婆卖瓜式的自夸。因此，时至今日，胡适对禅宗早期历史的史料研究，仍然是后人无法跳过不读的一页。
作为材料之禅宗
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按照一般研究者普遍心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对象抱有充分的好感或历史之同情，而胡适的禅宗研究却不是这样。他一直宣称自己对佛教的哲学和宗教皆没有好感，他不仅指责宋代以来的祥宗典籍“都是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而且认为自己所发现的神会“就是一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他的这种态度，以及因为无法理解、也不屑理解禅的真谛从而导致在阐释文献时出现误读的情况，被日本铃木大拙这样一些禅学研究者猛烈抨击。那么胡适不惮余力研究禅宗的立场和目的又是什么?这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深入认识胡适思想的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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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口述自传》中，第十章题是“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恰好体现出胡适禅宗研究和他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五四以后，胡适认为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因为政治的干预，逐渐失去了它原本的方向。他仍然坚持新文化运动并非政治运动，而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并对理想中“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做了清晰的描述：“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创造新的文明是其目的，整理国故就是其中的第三个要素，是重要的构成部分。胡适认为古代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的一笔糊涂账，充满迷信与糟粕，所以必须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整理国故，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并给中国固有文明的各家思想还其本来面目，从而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与五四后，以决裂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对比起来，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运动对待传统是批判的继承，有取有舍，是一种相当缓和的思路，胡适当年也因此背上保守派、新文化运动背叛者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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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对传统文化取舍上，具体对象不同胡适的态度就有相当的差异。他在学术方法上充分肯定乾嘉学派的考据学、考证学，认为和自己服膺的实证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在文化思想上，他对儒家的孔孟、朱熹“也是十分尊敬的”，宣称“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但对道教和佛教却是采取严厉的批判，说道教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佛教东传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因此他对佛道完全是毁弃的态度。他通过考证，证明禅宗史充满着谰言和谎语，是为了证明相信这些谎话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他也坦白承认自己对禅宗所做的是破坏性工作，就是“把这种中国文化中的垃圾耙出来”，这正是胡适从事禅宗史研究的立场和最终目的。这种立场和预设的目的，既使得胡适能通过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方式考证禅宗早期历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也使得他的观点不无偏激，和先入为主的武断、偏见。, 百拇医药(吴承宗)
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时，已经注意到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导言部分，他概述了中国哲学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其中对佛教给中国哲学带来的巨大影响再三致意，他把东晋至北宋的哲学史，直接称为“印度哲学”时期，并认为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和思想家都是在研究和阐释佛教哲学，而韩愈、李翱这些研究阐发本土哲学的都是“二流以下的人物”。同时又说到，自唐以后，佛教哲学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开始逐渐的中国化，与中国固有思想结合，生发出宋明理学。
因此从二十年代开始，胡适展开对佛教，尤其是对禅宗的研究，也就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从胡适日记中可以了解到，此时他已经开始广泛阅读佛经，并在北大讲授有关佛学的课程，还撰写了多篇论文。据《胡适口述自传》称，胡适在1924年就开始准备写《中国禅学史稿》，当写到慧能时就搁笔了，因为他在考证禅宗早期历史时，感到宋以来的各种禅宗史料有很多谬误、矛盾的地方，是被人所篡改过的，如果没早期资料的新发现，禅宗史无法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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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东方如来”——慧能
众所周知，按照传统的说法，禅宗史被这样描述：在释迦牟尼时代，一次灵山大会上，有信徒向佛宜献花。佛祖拈花微笑，众弟子茫然不知何意，只有大弟子迦叶也向佛祖微微一笑。佛祖当时就断定：“迦叶懂了。”并声称将这一熄灭生死、超脱轮回的奥妙心法传给迦叶。于是以心传心，于教外别传一宗的禅宗诞生。在印度代代相传到菩提达摩时，已是二十八世。南朝齐梁时期，菩提达摩来到中原，开始弘扬这种以心传心的佛法，并以袈裟作为信物表示拥有者得到了前代的真传。
就这样，菩提达摩成为中国禅宗的一祖，传到二祖慧可，再次第传至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得到衣钵并进行传法的过程相当传奇，但最终还是成为南宗禅(注重顿悟的中国禅)的创立者。此后禅宗开枝散叶，发展成五宗七家，但都祖述慧能，《六祖坛经》也成为唯一非佛教元典却称“经”的佛教典籍。
胡适当年感到疑惑的就是六祖慧能这个时期的历史。从唐代佛教文献中，他觉察到慧能在生前寂寂无闻，最多是一个有地域性影响的和尚，其影响力无法与据传是和他争夺禅宗六祖衣钵的神秀相比，享有“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盛誉的神秀及其弟子开创的北宗禅(注重渐修的禅)信徒遍布广大的北方地区，其教义也得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认可。胡适在考察禅宗早期历史时，一个原本在禅宗史上毫不起眼的角色——神会和尚——的身影若隐若现，胡适虽然以学者敏锐的眼光感觉到此人似乎对南宗禅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资料的匮乏，他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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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凑巧。1926年，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身份，赴欧洲参加会议，因为心中存有寻找关于早期禅宗史料，尤其是神会史料的念头，于是趁此机会，他仔细翻检伦敦、巴黎等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资料。敦煌文献原藏于敦煌的一座石窟中，主要是隋唐时期的佛经写本，1907、1908年，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二人先后盗取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并运回本国，分别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这已经是天下皆知的事情，所以胡适怀疑这批写本文献中会有早期禅宗史料，可以订正宋代史料的谬误，还原禅宗早期真实历史。
文化改革家——神会
他的猜测很快得到证实。胡适在巴黎、伦敦发现了《神会和尚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四份钞卷。胡适将这四份神会和尚的语录文献复印后，加上自己写的考订文童，结集为《神会和尚遗集》于1930年出版。因为发现了唐代的钞本文献，神会的资料由原先仅仅《顿悟无生般若颂》(显宗记)中的寥寥六百多字，一下充实起来。其在禅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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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神会史料的重要意义，正如胡适所说“把一部禅宗史从头改写”。他的确从头改写了禅宗史。依据新发现的资料，胡适梳理出神会和尚的生平史实，又把神会语录与敦煌本《坛经》做比勘，于是得出一个石破惊天的结论：过去一千二百年来，禅宗佛教最为基本的经典，慧能所著的《坛经》，实际上是神会的伪托，真正的著作权实属神会本人。慧能之所以成为六祖，也是拜神会所赐。因为神会生前借助自己和政府的关系(他曾帮助政府募捐军饷，取得了政治上的资本)，并通过不懈地与北宗禅进行论战，终于打败了北宗禅的势力，死后被追封为七祖，间接地使得他的师傅慧能升为禅宗六祖。所以，无论是南宗禅的宗旨阐发，还是南宗禅最终取得正统的地位，都出于神会的功劳，神会才是中国禅的创立者(没慧能什么事)。因为神会法嗣不多，而趋避江南和岭南地区的慧能弟子怀让和行思却法嗣绵长，并成为禅宗发展的两大谱系，形成五宗七家。因此后世的禅宗各派，谱写历史时，都直接追溯到慧能，反而把在禅宗发展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神会忽略了，千年来不为人所知。胡适颇为神会抱不平，他一生所作的禅宗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神会的发现而展开，正如他声称的——我写神会和尚实在也是改写禅宗史，给神会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胡适满怀激情地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神会：“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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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完全否认慧能对禅宗的开创作用以及《坛经》的真实性，并将中国禅的创立完全归功于神会和尚一人，这些观点过于武断和夸张，引起了国内外禅学研究者的诘难和批评。尽管如此，胡适对神会重要历史地位的考证，对南北宗教义分歧的阐释及其斗争情况的描述，有些观点成为学界共识，有些给后世研究者思路的启迪。胡适生前自豪地声称发现神会(文献资料上的发现。历史地位的发现)，是自己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桩原始性的贡献”，是其禅宗史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也的确不是王婆卖瓜式的自夸。因此，时至今日，胡适对禅宗早期历史的史料研究，仍然是后人无法跳过不读的一页。
作为材料之禅宗
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按照一般研究者普遍心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对象抱有充分的好感或历史之同情，而胡适的禅宗研究却不是这样。他一直宣称自己对佛教的哲学和宗教皆没有好感，他不仅指责宋代以来的祥宗典籍“都是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而且认为自己所发现的神会“就是一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他的这种态度，以及因为无法理解、也不屑理解禅的真谛从而导致在阐释文献时出现误读的情况，被日本铃木大拙这样一些禅学研究者猛烈抨击。那么胡适不惮余力研究禅宗的立场和目的又是什么?这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深入认识胡适思想的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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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口述自传》中，第十章题是“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恰好体现出胡适禅宗研究和他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五四以后，胡适认为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因为政治的干预，逐渐失去了它原本的方向。他仍然坚持新文化运动并非政治运动，而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并对理想中“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做了清晰的描述：“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创造新的文明是其目的，整理国故就是其中的第三个要素，是重要的构成部分。胡适认为古代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的一笔糊涂账，充满迷信与糟粕，所以必须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整理国故，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并给中国固有文明的各家思想还其本来面目，从而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与五四后，以决裂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对比起来，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运动对待传统是批判的继承，有取有舍，是一种相当缓和的思路，胡适当年也因此背上保守派、新文化运动背叛者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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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对传统文化取舍上，具体对象不同胡适的态度就有相当的差异。他在学术方法上充分肯定乾嘉学派的考据学、考证学，认为和自己服膺的实证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在文化思想上，他对儒家的孔孟、朱熹“也是十分尊敬的”，宣称“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但对道教和佛教却是采取严厉的批判，说道教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佛教东传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因此他对佛道完全是毁弃的态度。他通过考证，证明禅宗史充满着谰言和谎语，是为了证明相信这些谎话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他也坦白承认自己对禅宗所做的是破坏性工作，就是“把这种中国文化中的垃圾耙出来”，这正是胡适从事禅宗史研究的立场和最终目的。这种立场和预设的目的，既使得胡适能通过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方式考证禅宗早期历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也使得他的观点不无偏激，和先入为主的武断、偏见。, 百拇医药(吴承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