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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人如乱世(三)
http://www.100md.com 2012年7月1日 《东方养生》 2012年第7期
     同为汪政权媒体人的金雄白,1959年回忆往事,写下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他感慨:“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而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侥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粱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楼塌了’的命运。”

    “依违其间”,“夤缘谋食”,“侥幸得志”,可谓道尽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头几年风光。然而,很快,他将要再次遭遇囹圄之灾。“霸图兴亡事,我所参加的一份却只像是春天斗百草”,他是一个地道的旧式文人,感性而无有坚固的思想,自以为是举重若轻,实则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缺少默契。他爱做官的那种感觉,“我不抢官做,但我喜爱官人的贵气”,却并无做官的智慧。“在汪集团内部,他属于汪精卫的公馆派,和周佛海派不和,但在公馆派内部,他亦不属于重量级人物,兼之文人张扬个性,也只敬服汪精卫一人而已。

    1941年,汪精卫政权宣传部驻上海特派员穆时英被重庆派来的特工人员暗杀,胡兰成辞去了《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职务,接手穆时英担任社长的《国民新闻》。从汪精卫的“代言人”,转而为边缘人,似乎更加远离汪政权权力核心,实则他始终保持着对汪精卫的敬意。

    胡兰成办此报的目的,是“借这个报来重申和平运动当初的主张,拒绝承认现状,不肯称和平区而仍称沦陷区,且指出沦陷区与抗战区是一个中华民国。”他因此向汪精卫提出,当初说“和即是全面和”,因此日军应该从江苏撤退由南京政府来维持秩序。

    汪马上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日本人的政策正转向“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于是同意了汪的主张,还提出单只警察和特工不行,还要军队接防军队。于是在这一年,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李士群担当主任,可以以汪精卫的名义指挥南京政府在江苏的一切军队和行政、经济机关。胡兰成本来有希望担任秘书长,但最终清乡的建议由警政部部长李士群联合最高军事顾问部顾问日本人晴气庆胤提出的,胡兰成最终仍然待在了《国民新闻》。

    尽管汪政府刚刚成立两年,内部就已经陷人了勾心斗角之中。不久,胡兰成就因为发表在《国民新闻》的社论,开罪了汪政权里的实力派周佛海,被免去了宣传部政务次长一职。周佛海还派人毒死了《国民新闻》的实际掌控人李士群。

    失去了李士群作为后盾,胡兰成在汪政府成为一个四处飘零的棋子,他先担任了行政法制局长,充当汪精卫的“挡箭牌”。一年之后,众议沸腾之下,汪精卫取消了法制局,调胡兰成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接近于免职。

    胡兰成和继任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郭秀峰去参加每周六日本大使馆的恳谈会,从此开始了和日本人的“亲密接触”。

    他结识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笃纪,亦为自己招来一次牢狱之灾。与池田相识之后,他写的一篇一万多字的政论文章,“无意中”被池田看到。池田翻译成日文,给当时的日本大使过目,最后又传到了汪精卫那里。“那是我有感于太平天国败亡时忠王李秀成的供状,我将来逃走,也要留这么一篇文字在世上,文中历叙和平运动事与愿违,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而南京政府亦覆没,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先生当年。”胡兰成后来说这样解释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和想表达的意图。

    因文招祸,胡兰成被关在了上海路十二号“政治工作局”(汪政府的另外一个特工组织)的看守所。逮捕令由汪精卫亲自下达。胡兰成被关押了48天,最终被池田等日本人救出。2005年5月号《印刻文学》刊发李黎等访问胡兰成侄女胡青芸的文章《今生春雨,今世青芸》,提及1943年胡兰成被逮捕,几遭杀身之祸,是侄女青芸从上海至南京,奔走营救,找到池田出面,胡兰成才免得杀身之祸。, 百拇医药(庄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