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论战是科学在发展进程中与保守势力不可避免的一场大交锋,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辩论之一。

    事隔一个半世纪,生物进化已经成为牛津自然博物馆展示的一大主题。

    赫胥黎在其《天演论》中,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关于赫胥黎在进化论的历史地位,有人这样比喻,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只蛋的话,那么赫胥黎就是把这个进化论的蛋孵化成功的人。

    进化论问世后,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也是人所共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提出一套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就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每个社会的个体也像生物界的野兽一样,为了生存,要使尽手段成为强者,只要获得财富就是成功的标志,穷人则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社会就是这样优胜劣汰地进化。历史后来证明,这种倡导不择手段成为强者的理论最后导致德国第三帝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灾难。

    从生物科学层面而言,从进化论提出之日起,虽然质疑一直不断,最后的结局似乎是达尔文占了上风。然而从非生物科学层面而言,进化论却一直存在着一个曲解的过程——这就是社会人文领域。自《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许多重大的社会道德进步观念,都努力从达尔文那里寻求依据。

    在达尔文对自然界进行观察期间,马克思也在对人类社会进行观察和思考。马克思对社会进化的重视更着重于强调相当于进化论“变异”的功能,即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