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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的儿子(1)
http://www.100md.com 2006年5月1日 《健康大视野》 2006年第5期
     大巴山脉,云雾笼罩。一个孤独的身影,背着药箱,在崎岖的山路上默默地走了31年。

    巫溪是重庆最穷最苦的县,52岁的郑子全是巫溪县尖山镇八寨村唯一的村医。一间泥巴房,就是他的家。在村民的眼里,那是一座护佑生命的“圣殿”。

    作为一名“赤脚医生”。他那双脚,沾过泥,趟过雨,踏过雪;毒蛇咬过,蚊虫叮过,荆棘刺过……31年间,他累计诊治病人10万人次。为了抢救乡亲,他失去了女儿。他有多次机会离开农村,却倔强地选择了与大山为伴。

    1978年3月,大巴山阴雨连绵。

    “郑医生,郑医生……”喊声未落,一位浑身湿透的农民已经推开屋门,沾满泥巴的双脚还在淌水。他是外村人,表哥重度脱水,已经昏迷。他哀求道:“病人快不行了,你的医术高,快去救救吧!”

    此时,天色已暗,大雨滂沱。郑子全转过身子,目光落在床边。飘忽的油灯下,刚满1岁的小女儿患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病情很重。怎么办?望着女儿,他犹豫了。去吧,对不起家人;不去,对不起乡亲。但是,作为医生,岂能见死不救?于是,他叮嘱了妻子几句话,背起药箱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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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叫张兴华,33岁,没有娶妻,弟弟妹妹年幼,父亲体弱多病,母亲早亡,家徒四壁。当时,病人已高烧半月,两天水米未进,骨瘦如柴,家人把棺材都备好了。

    郑子全刚刚学医3年,从未见过如此重症。但是,张家人眼巴巴地望着他,把他当成了救命草。于是,他把了脉,又从药箱里翻出一本《中医内科》,希望找到一个对症的方子,结果越翻心越乱,急得一头汗。最后,他总算根据粗浅的医学知识做出判断,病人是由重感冒引起发热脱水,尚未形成肺炎。于是,他先打针输液,再连夜抓来中药熬汤,总算稳住了病情。

    夜深了,郑子全决定留下来。他随时观察病情,一会量体温,一会喂中药,甚至还帮助病人解便。不知不觉,已是鸡叫五更。

    上午9点,病人开始退烧了。到中午,说话也有力气了,还喝了一碗粥。郑子全熬了中药,亲自给病人喂下。中午一过,病人的脉象就正常了。

    病人脱离了危险,郑子全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但另一块石头却越来越沉。他一刻也等不及了,小女儿还在病床上躺着呢。此时,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在山间,他摔倒好几次,险些掉下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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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晚上6点,郑子全回到了八寨村。这时,雨渐渐小了,他的脚步也更快了。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当他刚刚跨进家门,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如同炸雷一般,在他耳边响起。他知道,天塌了!他的身子一歪,扑到女儿床前。在油灯下,女儿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呈现严重失水体征,一个小时前刚刚去世。郑子全用颤抖的手指,为女儿抹去残留在眼角的泪滴,然后掩面痛哭。

    按照当地的风俗,小女儿被连夜埋到山上,没有墓,不立碑,只有一片松林为她遮风挡雨。此后月余,妻子卧床不起。多少年了,郑子全已不愿再回忆往事。只是偶尔,他会走进山林,张望复张望,彷徨复彷徨。为了那迟到的一小时,他终身遗憾,却从不后悔。他说:“我失去了一条生命,也救回了一条生命。”

    人心都有一架天平。一边是家庭小爱,一边是苍生大爱。危急时刻,天平倾向何处,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高尚者,宁肯舍小爱而成大爱。在两难抉择中,郑子全把砝码加给别人。他的心灵之光,如同夜空中的繁星,闪耀在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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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子全生于八寨,长于八寨。两岁半时,父母离异,刚强的小脚母亲独自把他拉扯成人。对他来说,童年是一段苦涩的记忆。

    15岁,他初中毕业。因家庭困窘,不得不辍学谋生。他先后当过花匠、木匠、篾匠、裁缝,尝尽了人世的酸甜苦辣,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萌发了从医的愿望。有一年,他的表哥突然发烧,浑身疼痛,当时周围乡村只有两名医生,谁都诊断不清病因。两个月后,年仅21岁的表哥就去世了。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他。

    1975年1月,他的生命出现了一线曙光。公社干部看到他是个好苗子,推荐他到八寨村卫生室当“赤脚医生”,并参加短期医学培训。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疫病流行,巫医兴盛。百姓的呻吟,坚定了他学医救民的信念。他跋山涉水,向远近有名的民间医生学习请教。为了辨别药材,他亲尝百草,熟悉药性药理,并多次在自己身上做药物试验。练习针灸时,他在自己身上找穴位,浑身扎遍,却乐在其中。他像教徒一样,虔诚地对待自己的事业。看病就是他的宗教。然而,美好的愿望,并不等于美好的现实。在临床实践中,他深深感到,仅靠“一根针,一把草,一双铁脚板”,并不能当个好医生。对于很多疑难病症,他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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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来了。他鼓起勇气给成都中医学院写信,诉说了对知识的渴望。信中写道:“我是万县地区巫溪县白果公社的一名赤脚医生,由于大巴山区贫穷落后,医疗条件有限,农民缺医少药情况特别严重。我浅薄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看病需要。我想自学,但苦于找不到老师和书籍,恳请贵校给我邮寄一些辅导书籍……”很快,学院回信了。信中讲了很多鼓励的话,并决定招收他为该院首批函授学员。对于郑子全来说,这一喜讯如同天降甘霖,他忧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学院陆续寄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中医基础理论》、《儿科学和妇科学》、《西医基础》等13门课程的书籍,总共100多本。曾经饱尝无书可读之苦的他,如获至宝。从此,他除了在诊室看病,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书海里。为了读懂那些“天书”,他每天都熬到深夜,早晨天不亮就起床,从不间断。每一本教材,他几乎都能背下来。村里人说:“郑医生窗前的灯光,熄得最晚,亮得最早。“

    1984年,他参加了乡村医生考试,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乡村医生证书。1986年7月,他自学完成了成都中医学院四年本科课程,成为全县第一个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村医。当邮递员送来烫金的《结业证书》时,他和妻子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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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村里住泥巴房的越来越少了,可郑子全至今还住在30多年前修建的泥巴房里。屋里四壁裂缝,透风漏雨。窗户是塑料布糊的,采光很差,即便是白天也要开灯。一张木床,已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两个柜子,把手已掉得七零八落。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25英寸的康佳彩电、一床丝绵被和一条毛毯,那是两个女儿给买的。

    乡村医生很苦,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一旦失去劳动力,家庭生活将陷入困境。村卫生室收入微薄,他把一部分钱用于帮助贫困患者,剩余的钱仅够维持卫生室基本运转。他还种了两亩地,养了几头猪,以维持日常生活。

    打预防针是一件苦差事。县里每年送3次疫苗,每次有100人份左右。疫苗需要冷藏,必须尽快注射。于是,每当疫苗一到,郑子全就背起装着冰块的保温箱上山,为适龄儿童注射疫苗。31年来,他翻山越岭,走遍了全村的每一户人家,从未间断。有一次,他刚好闹腹泻,浑身无力,但是,疫苗到了,一天也不能耽搁。于是,他拄着树枝,咬着牙上了山。白天打不完,晚上接着打。在昏暗的灯光下,孩子们的臂上留下了一个个印记,他的头上也淌出了一串串汗珠。由于劳累过度,他回家后大病一场。

    疫苗是国家免费提供的,县疾控中心每年给村医补贴120元。考虑到村医辛苦,县里允许村医打一针疫苗,收一到两元钱,作为劳务费。但是,郑子全从来不收钱,直到近几年,才收5角钱的注射器成本费。有人笑话他:“你呀,傻到头了。一分钱不挣,还干得有滋有味。”可他却说:“生个娃娃不容易,如果不打疫苗,落下点病,我怎么对得起乡亲?”31年来,全村从未发生过重大传染病流行。

    [ 下 页 ], 百拇医药(白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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