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意识与生死伦理的考量(3)
课题，又有传统、宗教等影响，中国人接受新的死亡概念可能会有个过程。因此，黄洁夫强调：心跳呼吸停止和脑死亡两种概念可以同时并存，群众选择死亡界定可以择其一或两种标准，允许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转变传统观念的同时，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有关部门还要做好几方面的准备：确定脑死亡诊断标准、检查技术规范以及管理程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立法。
脑死亡不等同于“植物人”
作为一名医生，黄洁夫强调指出，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他说，绝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尽头首先是呼吸、心跳停止，但也有百分之五的人因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等，首先出现的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不可逆的器质性损坏，这就是脑死亡。很多人将脑死亡与植物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黄洁夫说，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脑死亡有别于“植物人”，植物人脑干的功能是正常的，昏迷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脑干反应，少数病人还有可能一朝苏醒。但脑死亡人全脑呈现器质性的损伤，无自主呼吸，脑干反应消失，脑电波是一条又平又直的线，经颅多普勒B超显示脑死亡。所以说，脑死亡是永久的，不可逆性的。
, 百拇医药
黄洁夫指出，一个已经脑死亡的患者，在凭借机器和药物的情况下，发展到心死亡，平均约有7天时间，依靠呼吸机最高可维持心跳83天。其间，医务人员不得不进行大量无效的“抢救”工作，一个脑死亡患者在ICU(重症监护室)每天开销至少得两万元以维持呼吸心跳。对死者来说，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无价值。“脑死亡立法不仅仅是为了节约资源，放弃明知无效的抢救，也是为了让人死得尊严些。实施脑死亡标准，为脑死亡立法，是尊重科学，移风易俗的表现”。
脯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
“中国的脑死亡必须得到共识，没有脑死亡判定，就没有真正的人体器官移植，因为一个人呼吸停止至15分钟后器官就不再能用。”黄洁夫说。他强调，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不能参与死亡鉴定，“器官移植的捐献和获取必须由第三方认定，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两条线”。
很多人认为，脑死亡法出台后，所有人都必须按脑死亡标准来判定死亡。事实上，脑死亡只对那些生前自愿捐献器官的人实施，如无意捐献器官，则不在脑死亡诊断之列，可用心死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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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指出，在法律上承认脑死亡，还有助于推进器官移植医学发展，使成千上万器官终末期病人因此得到再生的机会。目前中国心、肝、肾等器官移植在临床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由于没有脑死亡立法，器官供体质量不如国外，器官来源的正常程序受到影响和干扰。出于对供体来源的怀疑，中国在临床器官移植领域的科研成绩得不到国际承认，论文不能发表，同时容易招致一些敌对势力造谣，歪曲事实进行攻击。
黄洁夫强调说，不要误解脑死亡立法是为了便于获得质量好的移植器官，它更能倡导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能把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用在更有效的地方，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能更新几千年形成的死亡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国际接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还能使移植器官来源更加充分。此外，死亡还是个法律概念，科学、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在司法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黄洁夫表示，脑死亡立法是一件严肃、慎重的工作。它不是卫生部或医生的需求，而是人民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他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国一定会加快立法程序，完成这一时代赋予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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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器官移植——用鲜血甚至死亡做代价的痛
陈忠华教授，这个器官移植领域里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曾是中国活体移植手术最早的推动者，也是如今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领域里最积极的践行者。然而，从2000年至今，仅仅8年的时间，陈教授对于移植总体发展前景的思考却已经天翻地覆，从活体移植手术的推动者，变成了一个沉默者。几年来的实践令他反思，活体移植其实并不是一件应该被大力渲染和鼓励的事。
2000年，陈忠华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当时中国的活体器官移植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全国各个移植中心的记录显示，大部分医疗机构的活体移植手术率为零，偶有几家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最多的一家也只有4%。可是，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还是在大范围地进行着，器官的来源也已经是业内外公开的秘密——死刑犯，非常的中国特色。然而，这样的一个来源终究是不会稳固和长久的，随着中国民主和法制的日益进步，如此广受质疑的器官获取方式，总会有改变的一天，器官移植手术，必须有更合适的来源，陈忠华的尝试先从活体移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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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前后，陈忠华借鉴日本、台湾和香港的新倾向，先后提出了解决器官来源的两个策略一家庭内自救和多家庭互救。这样一个新观点的提出，直接导致同济医院2007年上半年活体移植手术率上涨到了30%。这样的一个增长让很多等不到合适器官的绝望患者获救，但同时，反思随之而来，几年的实践让陈忠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以鲜血甚至死亡为代价
人们在歌颂活体移植拯救生命的同时，往往不会注意到，对于那个器官的捐献者，那个原本健康的人，也将经历一次永生难忘的大手术。“活体移植是以鲜血、痛苦、健康甚至死亡为代价的。这种方式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会成为移植手术的主流，只能作为无可奈何时的一种替代品。”陈忠华说，“如果是一个极其健康的人，捐出一个肾，或是一部分肝脏、肺叶，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了摘取器官对于捐献者身体的伤害，却没有把心灵的极度痛苦考虑在内。”
, 百拇医药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捐肾者，明天你将脱光衣服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当你醒来时，身上会留下一个缝合后的巨大切口，而切口以内的某处，有一个永远的“空洞”，从此以后你将一生都是个“独肾人”，但你的生命还将继续面对结婚、生子、工作……你的心理是否接受?如果有一天，很不幸的，你也得了肾病，你唯一仅有的那个肾坏了，谁会捐给你呢?如果有一天，地震再次来临，在废墟下其他人可以坚持5～6天甚至更长，你呢?可能捐肾对于你的日常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但在极限状态下，情况可能不那么乐观。
陈忠华曾经在他的病患中做过一些调查，很多活体器官的捐献者心理都很难承受，在手术之后总是做噩梦，国外甚至有过自杀的案例。
事实上，有些人并不想捐献器官，哪怕是为了他的亲人。卫生部器官移植委员会伦理学专家翟晓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对活体捐献这样一个理想的道德, http://www.100md.com(安 然)
脑死亡不等同于“植物人”
作为一名医生，黄洁夫强调指出，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他说，绝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尽头首先是呼吸、心跳停止，但也有百分之五的人因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等，首先出现的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不可逆的器质性损坏，这就是脑死亡。很多人将脑死亡与植物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黄洁夫说，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脑死亡有别于“植物人”，植物人脑干的功能是正常的，昏迷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脑干反应，少数病人还有可能一朝苏醒。但脑死亡人全脑呈现器质性的损伤，无自主呼吸，脑干反应消失，脑电波是一条又平又直的线，经颅多普勒B超显示脑死亡。所以说，脑死亡是永久的，不可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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脯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
“中国的脑死亡必须得到共识，没有脑死亡判定，就没有真正的人体器官移植，因为一个人呼吸停止至15分钟后器官就不再能用。”黄洁夫说。他强调，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不能参与死亡鉴定，“器官移植的捐献和获取必须由第三方认定，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两条线”。
很多人认为，脑死亡法出台后，所有人都必须按脑死亡标准来判定死亡。事实上，脑死亡只对那些生前自愿捐献器官的人实施，如无意捐献器官，则不在脑死亡诊断之列，可用心死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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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强调说，不要误解脑死亡立法是为了便于获得质量好的移植器官，它更能倡导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能把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用在更有效的地方，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能更新几千年形成的死亡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国际接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还能使移植器官来源更加充分。此外，死亡还是个法律概念，科学、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在司法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黄洁夫表示，脑死亡立法是一件严肃、慎重的工作。它不是卫生部或医生的需求，而是人民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他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国一定会加快立法程序，完成这一时代赋予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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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器官移植——用鲜血甚至死亡做代价的痛
陈忠华教授，这个器官移植领域里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曾是中国活体移植手术最早的推动者，也是如今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领域里最积极的践行者。然而，从2000年至今，仅仅8年的时间，陈教授对于移植总体发展前景的思考却已经天翻地覆，从活体移植手术的推动者，变成了一个沉默者。几年来的实践令他反思，活体移植其实并不是一件应该被大力渲染和鼓励的事。
2000年，陈忠华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当时中国的活体器官移植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全国各个移植中心的记录显示，大部分医疗机构的活体移植手术率为零，偶有几家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最多的一家也只有4%。可是，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还是在大范围地进行着，器官的来源也已经是业内外公开的秘密——死刑犯，非常的中国特色。然而，这样的一个来源终究是不会稳固和长久的，随着中国民主和法制的日益进步，如此广受质疑的器官获取方式，总会有改变的一天，器官移植手术，必须有更合适的来源，陈忠华的尝试先从活体移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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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鲜血甚至死亡为代价
人们在歌颂活体移植拯救生命的同时，往往不会注意到，对于那个器官的捐献者，那个原本健康的人，也将经历一次永生难忘的大手术。“活体移植是以鲜血、痛苦、健康甚至死亡为代价的。这种方式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会成为移植手术的主流，只能作为无可奈何时的一种替代品。”陈忠华说，“如果是一个极其健康的人，捐出一个肾，或是一部分肝脏、肺叶，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了摘取器官对于捐献者身体的伤害，却没有把心灵的极度痛苦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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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华曾经在他的病患中做过一些调查，很多活体器官的捐献者心理都很难承受，在手术之后总是做噩梦，国外甚至有过自杀的案例。
事实上，有些人并不想捐献器官，哪怕是为了他的亲人。卫生部器官移植委员会伦理学专家翟晓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对活体捐献这样一个理想的道德, http://www.100md.com(安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