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均波:用心救“心”的好医生(2)
欧洲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把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称作“应用血管内超声检测心肌桥的先驱”。“半月现象”也被赋予了另一个名字：“葛氏现象”。
敢为天下先，促成首例心脏移植术
1999年4月，葛均波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举家回国。 他受命担任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心导管室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葛均波不辱使命，勇于开拓，不断引入新技术。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医院心导管室工作量直线上升，2001年全年完成心导管诊疗手术1 600例，其中PTCA达到500例，是1998年的3倍和6倍，2011年更是增加到了8 362例。
当问起回国以后的感受时，葛均波莞尔一笑，说道：“我从德国归来，来到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工作。当时由于诸多因素，研究所的工作有所滑坡，科研人员出现断层，课题研究也青黄不接。见此情况，我内心十分焦急。不久，就发现，中山医院在心脏移植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包括狗与兔的动物实验都做了，可是，就是迟迟未开展心脏移植手术，主要是没有人敢承担这个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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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德国的心脏移植手术做得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上海就不能做呢？我们上海也要敢为天下先嘛。于是，我把从德国带回来的所有有关心脏移植手术的资料都复印出来，向当时的院长杨秉辉递交，我还给上海医科大学的校长写了信，希望促成开展心脏移植手术。我建议由心内科选择病人，由心外科医生主刀，如果手术最终有什么后果的话，一切由我来承担。当时，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万幸的是，我的建议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2000年5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山医院第1例心脏移植手术终于获得了成功。”如今，中山医院的心脏移植手术已成为全国最好的典范。
引进新技术，开通患者生命“通道”
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是葛均波的强项。直径不足2毫米的金属支架，平常人要想拿住都很困难，葛均波要做的却是把它放入人体的血管内，以支撑起闭塞的血管。葛均波曾多次受邀到国外公开做手术演示，外国人把这归因于“中国人的手巧”。然而，葛均波在这份“巧”中融入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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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性血管堵塞的冠心病患者，采用“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打通血管，病人可获健康；而有些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已完全堵塞，上述方法就不能奏效。在当时，医学界对血管完全堵塞的冠心病患者尚无良策。葛均波决心向这一高难度的医学领域进军。
葛均波对此首次采用了高频旋磨术，技术难度大大增加。“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用的导丝与头发丝一般粗，即直径0.36 mm，长1.9 m；而高频旋磨术用的导丝比前者更细、更长，直径仅0.23 mm，长3.25 m，因此，更难控制。况且导丝上还有一个1.25～2.5 mm的金刚石橄榄形微小钻头，由涡轮推动，在冠脉内超声波的引导下，以15~19 r/min的高速度将血管堵塞处打通，然后再行球囊扩张及安装支架。这需要十足的胆量和充分的自信，更需要眼睛、大脑和双手的完美结合。该项技术独步亚洲，位居国际先进行列。
某年春节，一位76岁的老人慕名而来，他因患冠心病陈旧性心肌梗死，步行2 m，就会胸痛、胸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经冠状动脉造影提示：老人心肌最重要的血管——左前降支99%已堵塞，并伴有严重钙化。葛均波带领他的助手运用高频旋磨术在其严重钙化的冠状动脉中硬是“钻”出一条1.25 cm的“隧道”，然后再扩张球囊，安置支架，并一次解决3支血管病变。1个小时后手术结束，患者症状立即得到改善，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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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省12亿，要让病家用得起药物支架
十余年前，冠心病患者装个进口药物支架要4万多元，有经济能力承担的人寥寥无几；十余年后的今天，药物支架“国产化”进程大大推进，每个支架价格从4万元降至1万元。将药物支架国产化并加以改良的，就是葛均波教授。
当进口药物支架刚来到中国时，葛教授万分感慨，“一个要卖4万多元，有几个病人用得起啊!”在最初做药物支架的日子里，葛均波体会到立竿见影的疗效，可随着病例越来越多，他渐渐发现了美中不足。原来，支架上的药物全部释放后，金属支架很可能引发炎症。临床发现，患者一旦发生支架血栓，死亡率高达40%。葛均波琢磨着，设计一种新型支架，既能使药物支架国产化，又能避免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正式开始了研制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的工作。
当年研制“国产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支架”时，葛教授与学生们几乎放弃所有休息时间，全部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最终找到了性能良好的聚乳酸类材料，并开发了非对称性涂层技术，成就了现在临床普遍可见的“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将原来可能发生的支架血栓率从1%～1.5%降至0.15%～0.3%，极大提高了支架的安全性。由于支架全部国产化，价格成本明显降低，每个售价“缩水”至1万多元；国产支架市场份额走高，进口支架也被迫降价让利，降幅高达七成至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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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葛均波研发的支架，在全国超过900家医疗机构获得临床应用，平均每年超过8万例冠心病患者获益，每年为患者和国家能省下12亿元医疗费用。此外，该支架已出口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多国，近3年为国家创汇523万美元，并荣膺2010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2011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为“心“而辛苦，只想做一个好医生
站在心脏病治疗和研究领域巅峰的葛均波，凭着对医学研究的执着不断创造着新的生命奇迹。他成功开展了国内第1例“带膜支架植入术”治疗斑块破裂、国内首例冠状动脉“高频旋磨术”、国内首例数字化双平板磁导航心血管介入手术、国内首例经皮主动脉瓣移植术、上海市第1例切割球囊治疗冠心病、上海市第1例冠状动脉腔内照射治疗技术、上海地区首例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治疗脑缺血等等。从病人的具体情况出发，葛均波联合中山医院心外科的冠脉搭桥技术，为高龄、高危的冠心病病人进行“杂交冠脉血运重建术”，取得很好的效果。 他倡导成立了华东地区首条24 h全天候抢救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绿色通道”，挽救了无数冠心病患者的生命。只要病人需要，他就会来到医院抢救病人，甚至躺在病床上还在指导抢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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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劳累，体力和脑力的透支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痕迹。10多公斤重的手术防辐射“铅衣”他经常一穿就是几个小时，长期的负重站立手术让他的腰椎不堪重负，甚至无法起身行走；黝黑的面色告诉我们他陪病人介入手术“吃”的X光太多太多……葛均波无私奉献的精神获得了病人的称赞，由此也获得了各种荣誉——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银蛇奖”一等奖、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科技英才奖、中德医学会杰出贡献奖、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侨办授予的首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面对成功与荣誉，葛均波一点都不自我陶醉，他说，成功与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他将继续不懈地追求新的人生境界和智慧。
传道授业之师
除了做好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葛均波的身上还承担着许多重担。作为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国际著名的心脏病研究专家，如何带动培养好科室内的其他医生，如何将学科建设提高到更高的水准，如何让更多的心脏病医生提高业务能力，如何让病患更加健康幸福地生活？这些都是他不断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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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叫“一山容不得二虎”，这种现象在人才济济的地方更易出现。众所周知，葛均波教授领衔的中山医院心内科是国内同类研究机构的先锋和权威，这里的医生几乎个个“身怀绝技”，有号称心脏病克星的“四大天王、八大金刚”，虽然这只是戏称，但这些医生们精湛的医术常常使同行们难以望其项背。葛均波认为，要与世界接轨，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靠一个高素质的团队，为了避免发生医生之间因竞争而引发的“拆台”，葛教授结合每个医生的特点，帮助他们选择不同的适合其专长的发展方向，并毫无保留地进行指导，为每位医生尽量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同时，葛均波也不吝于向兄弟医院输出专业人才和技术力量，积极帮助其他医院的心内科医生提高业务水平，帮助其共同进步。当年回国后不久，葛均波发现每年国内召开的类似的心脏病学术研讨会数目众多，但鲜有精品，他觉得这不仅是一种浪费，也不利于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提高。
2007年在他的倡议下，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把上海各个小型会议整合在一起，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由此诞生了“东方心脏病学会议”(Oriental Congress on Cardiology，OCC)。为了使会议成为一个品牌，特意取名东方。“东方”并不限定于一个区域，既可以指上海，也可表示中国，还可以指整个亚洲。如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已成功召开五届，会议邀请的演讲嘉宾学术影响力越来越高，会议内容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不仅有专家报告，还有病例讨论、手术演示，因此已成为心脏病学的知名会议，成为心脏科医生每年不容错过的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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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医生还积极参加各种科普教育活动，他发现这些年心脏病临床发病率急剧上升，疾病谱发生着重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条件变好、生活工作压力变大，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葛均波刚回国时，医院心脏科只有80多张病床，现在有近200张病床仍显紧张，不能满足需求。一个医生就是医术再高，即使不休息也看不完这么多病人，而很多疾病的发生往往与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因此，告诉病人如何调整生活方式，及早预防、早期干预，不仅对病人好，也对社会好。从这一点上说，科普教育可能比做一台手术具有更大的社会效益。他常说，让病人能幸福、健康、有尊严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名心脏病医生，葛均波教授总是以特殊的方式走近病人的“心”。他为“心”而辛苦，因为他的心中装满了无数病人；他为“心 ”而欣慰，因为他的努力拯救了无数家庭；然而，他更是用“心”而忙碌着，为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为了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奉献着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致谢：感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宣传科陈惠芬科长对本文写作提供了大力支持!)
(收稿日期：2012-01-09), http://www.100md.com(肇晖)
敢为天下先，促成首例心脏移植术
1999年4月，葛均波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举家回国。 他受命担任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心导管室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葛均波不辱使命，勇于开拓，不断引入新技术。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医院心导管室工作量直线上升，2001年全年完成心导管诊疗手术1 600例，其中PTCA达到500例，是1998年的3倍和6倍，2011年更是增加到了8 362例。
当问起回国以后的感受时，葛均波莞尔一笑，说道：“我从德国归来，来到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工作。当时由于诸多因素，研究所的工作有所滑坡，科研人员出现断层，课题研究也青黄不接。见此情况，我内心十分焦急。不久，就发现，中山医院在心脏移植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包括狗与兔的动物实验都做了，可是，就是迟迟未开展心脏移植手术，主要是没有人敢承担这个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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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德国的心脏移植手术做得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上海就不能做呢？我们上海也要敢为天下先嘛。于是，我把从德国带回来的所有有关心脏移植手术的资料都复印出来，向当时的院长杨秉辉递交，我还给上海医科大学的校长写了信，希望促成开展心脏移植手术。我建议由心内科选择病人，由心外科医生主刀，如果手术最终有什么后果的话，一切由我来承担。当时，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万幸的是，我的建议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2000年5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山医院第1例心脏移植手术终于获得了成功。”如今，中山医院的心脏移植手术已成为全国最好的典范。
引进新技术，开通患者生命“通道”
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是葛均波的强项。直径不足2毫米的金属支架，平常人要想拿住都很困难，葛均波要做的却是把它放入人体的血管内，以支撑起闭塞的血管。葛均波曾多次受邀到国外公开做手术演示，外国人把这归因于“中国人的手巧”。然而，葛均波在这份“巧”中融入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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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性血管堵塞的冠心病患者，采用“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打通血管，病人可获健康；而有些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已完全堵塞，上述方法就不能奏效。在当时，医学界对血管完全堵塞的冠心病患者尚无良策。葛均波决心向这一高难度的医学领域进军。
葛均波对此首次采用了高频旋磨术，技术难度大大增加。“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用的导丝与头发丝一般粗，即直径0.36 mm，长1.9 m；而高频旋磨术用的导丝比前者更细、更长，直径仅0.23 mm，长3.25 m，因此，更难控制。况且导丝上还有一个1.25～2.5 mm的金刚石橄榄形微小钻头，由涡轮推动，在冠脉内超声波的引导下，以15~19 r/min的高速度将血管堵塞处打通，然后再行球囊扩张及安装支架。这需要十足的胆量和充分的自信，更需要眼睛、大脑和双手的完美结合。该项技术独步亚洲，位居国际先进行列。
某年春节，一位76岁的老人慕名而来，他因患冠心病陈旧性心肌梗死，步行2 m，就会胸痛、胸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经冠状动脉造影提示：老人心肌最重要的血管——左前降支99%已堵塞，并伴有严重钙化。葛均波带领他的助手运用高频旋磨术在其严重钙化的冠状动脉中硬是“钻”出一条1.25 cm的“隧道”，然后再扩张球囊，安置支架，并一次解决3支血管病变。1个小时后手术结束，患者症状立即得到改善，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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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省12亿，要让病家用得起药物支架
十余年前，冠心病患者装个进口药物支架要4万多元，有经济能力承担的人寥寥无几；十余年后的今天，药物支架“国产化”进程大大推进，每个支架价格从4万元降至1万元。将药物支架国产化并加以改良的，就是葛均波教授。
当进口药物支架刚来到中国时，葛教授万分感慨，“一个要卖4万多元，有几个病人用得起啊!”在最初做药物支架的日子里，葛均波体会到立竿见影的疗效，可随着病例越来越多，他渐渐发现了美中不足。原来，支架上的药物全部释放后，金属支架很可能引发炎症。临床发现，患者一旦发生支架血栓，死亡率高达40%。葛均波琢磨着，设计一种新型支架，既能使药物支架国产化，又能避免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正式开始了研制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的工作。
当年研制“国产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支架”时，葛教授与学生们几乎放弃所有休息时间，全部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最终找到了性能良好的聚乳酸类材料，并开发了非对称性涂层技术，成就了现在临床普遍可见的“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将原来可能发生的支架血栓率从1%～1.5%降至0.15%～0.3%，极大提高了支架的安全性。由于支架全部国产化，价格成本明显降低，每个售价“缩水”至1万多元；国产支架市场份额走高，进口支架也被迫降价让利，降幅高达七成至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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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葛均波研发的支架，在全国超过900家医疗机构获得临床应用，平均每年超过8万例冠心病患者获益，每年为患者和国家能省下12亿元医疗费用。此外，该支架已出口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多国，近3年为国家创汇523万美元，并荣膺2010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2011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为“心“而辛苦，只想做一个好医生
站在心脏病治疗和研究领域巅峰的葛均波，凭着对医学研究的执着不断创造着新的生命奇迹。他成功开展了国内第1例“带膜支架植入术”治疗斑块破裂、国内首例冠状动脉“高频旋磨术”、国内首例数字化双平板磁导航心血管介入手术、国内首例经皮主动脉瓣移植术、上海市第1例切割球囊治疗冠心病、上海市第1例冠状动脉腔内照射治疗技术、上海地区首例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治疗脑缺血等等。从病人的具体情况出发，葛均波联合中山医院心外科的冠脉搭桥技术，为高龄、高危的冠心病病人进行“杂交冠脉血运重建术”，取得很好的效果。 他倡导成立了华东地区首条24 h全天候抢救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绿色通道”，挽救了无数冠心病患者的生命。只要病人需要，他就会来到医院抢救病人，甚至躺在病床上还在指导抢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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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劳累，体力和脑力的透支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痕迹。10多公斤重的手术防辐射“铅衣”他经常一穿就是几个小时，长期的负重站立手术让他的腰椎不堪重负，甚至无法起身行走；黝黑的面色告诉我们他陪病人介入手术“吃”的X光太多太多……葛均波无私奉献的精神获得了病人的称赞，由此也获得了各种荣誉——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银蛇奖”一等奖、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科技英才奖、中德医学会杰出贡献奖、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侨办授予的首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面对成功与荣誉，葛均波一点都不自我陶醉，他说，成功与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他将继续不懈地追求新的人生境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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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叫“一山容不得二虎”，这种现象在人才济济的地方更易出现。众所周知，葛均波教授领衔的中山医院心内科是国内同类研究机构的先锋和权威，这里的医生几乎个个“身怀绝技”，有号称心脏病克星的“四大天王、八大金刚”，虽然这只是戏称，但这些医生们精湛的医术常常使同行们难以望其项背。葛均波认为，要与世界接轨，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靠一个高素质的团队，为了避免发生医生之间因竞争而引发的“拆台”，葛教授结合每个医生的特点，帮助他们选择不同的适合其专长的发展方向，并毫无保留地进行指导，为每位医生尽量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同时，葛均波也不吝于向兄弟医院输出专业人才和技术力量，积极帮助其他医院的心内科医生提高业务水平，帮助其共同进步。当年回国后不久，葛均波发现每年国内召开的类似的心脏病学术研讨会数目众多，但鲜有精品，他觉得这不仅是一种浪费，也不利于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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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医生还积极参加各种科普教育活动，他发现这些年心脏病临床发病率急剧上升，疾病谱发生着重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条件变好、生活工作压力变大，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葛均波刚回国时，医院心脏科只有80多张病床，现在有近200张病床仍显紧张，不能满足需求。一个医生就是医术再高，即使不休息也看不完这么多病人，而很多疾病的发生往往与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因此，告诉病人如何调整生活方式，及早预防、早期干预，不仅对病人好，也对社会好。从这一点上说，科普教育可能比做一台手术具有更大的社会效益。他常说，让病人能幸福、健康、有尊严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名心脏病医生，葛均波教授总是以特殊的方式走近病人的“心”。他为“心”而辛苦，因为他的心中装满了无数病人；他为“心 ”而欣慰，因为他的努力拯救了无数家庭；然而，他更是用“心”而忙碌着，为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为了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奉献着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致谢：感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宣传科陈惠芬科长对本文写作提供了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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