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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喊我删朋友圈
http://www.100md.com 2014年9月1日 《知识窗》 2014年第9期
     1

    “我已破产,明日收拾回家,回家的高铁票钱还是有的!”我下了公交车,想起下午缴纳的100元超市上岗证费用,突然涌上了些自命清高与不情愿。晚上10点,我发了这样一条我妈能看到的朋友圈。今年夏天,生活对于我,变得尖锐生涩,在生活费大额超支长达三个月以后,我妈对我实施了最不妥协的一次经济封杀。

    妈妈的留言言简意赅:“删除此条!”删掉朋友圈,这是本年度她第18次勒令我这样做了,理由惊人的统一:“你又在胡说!”

    2013年2月,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继微博、人人网、QQ以后,我妈再度与我结为微信好友。至此以后的每一天,我总能看到,樱桃小丸子的头像“小唱”在我的对话框里置顶闪现。

    早起的早安句“囡囡早!”,课问百无聊赖的问候句“囡囡,你在上什么课呀?”,晚间泡脚时分的总结句“囡囡,你今天吃了什么?”,和我那语句稀疏的回复,构成了每一日里忽长忽短、韵律跳跃的诗句。不出半年,朋友圈里的小伙伴,都含着一种意蕴深长的笑意,说出“杨囡囡”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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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以上这些,你或许也在经历,只是接下所述,却未必。

    2

    我妈每日发的朋友圈有一种强烈的60后普通办公室阿姨的守恒性,按其频率出现多少,大致归类如下:1.各路营养专家不知何年发布的营养保健信息;2.当代商界成功者励志故事;3.近郊游宁静下午图片;4.佛教修生故事。

    在光怪陆离、自拍横行、乱码语序充斥的朋友圈里,我常在一扫眼问,看到一个佛祖的人头,一顿营养午餐的特写图片,用余光瞥一眼发布者,心中就暗想:“怎么又是她?”

    与之相对,我朋友圈的内容发布,则有一种文无定法的紊乱性。有时,我甚至开始认为,每一日和我妈妈寥寥的交流,全都仰赖于此。

    老妈说,给我一个近照吧,我闪回:“已经上传,请看朋友圈。”十五分钟后,你会发现你收获了一堆点赞和我妈妈在下面孤零零的一句话:“胖了?还是你头发扎得不好。”手机一偏一移,漫不经心点下的一张照片,成为了她眺望我的唯一可参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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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除却以下这些:恼人的天气、忽涨的体重、看不懂的书、标新立异者主持的讲座、男神学校里的奇观异景……那么,我的朋友圈,大概没有再多的东西了。

    此类状态一发布,我就像是一个讨论会蹩脚的主持人,看着各路人马,在此驻足发表意见,我便在一旁煞有介事地准备引燃二度讨论。

    当然,以上所述,在我和妈妈并无任何共同好友的语意空间里,她是看不到的。

    过度的私人领域展示,只会引来她的一个电话,或一句留言——“删除此条!”

    我问为什么,她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别人看到这些,会把你想成怎样一个人?”

    我说:“想成我本来就是的人呀。”

    我妈留给了我最后的四字短语:“祸从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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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抬眼望望天花板,却觉得满鼻吮吸的都是青天白日、太平盛世的自由之气。那种人言可畏的后果假设,真的像老妈理解的那样,存在吗?除了快乐,其他一切的忧惧困窘与自嘲,真的就是那么难以启齿,绝口不提吗?

    或许,我可以整理出这样两条成长的轨迹。

    3

    1970年,我妈妈4岁,在邻居家的门槛上坐着。开饭时分,做的是红烧肉,邻居邀请她一起吃饭,她赶忙跑开,说:“家里妈妈今天做了好吃的。”家里,是一如往常的只滴了几滴油的酱豆腐。妈妈对着外婆,隐忍地说了一句话:“妈,我们过几天也吃肉吧?”

    1996年,我5岁。邻居阿姨请我们全家到小区楼下新开的饭馆吃饭,妈妈强调了好几遍,无论谁问你吃饱了没有,你都要说吃饱了。我会意点头。尾声,邻居阿姨询问,我欢欣地告诉她:“没有吃饱,红烧肉还想再要。”一阵清悦的笑声以后,妈妈狠狠拿眼白看了我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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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妈妈6岁,机警灵活。她在一片油菜花田的缝隙里,张望着一个拿印着毛主席像白纸如厕的人被生擒起来,她像泥鳅一样滋溜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一个孩子的恐惧被垂挂在了桑树的枝条上。

    2000年,我9岁,不再情愿按照妈妈教我的“改革开放让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敲打文章。我胆战心惊,开始在作文本上写下一些自己的话,没有拿给妈妈修改,悄悄放进邮筒里。两个月后,这篇手写的文章竟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当时学校孩子人手一册的《少年儿童故事报》。我成为了当周学校的中心人物。老妈看了几眼报纸后,丢给我一句话:“你在胡说八道,我看其实并不怎么样,她们一定是缺稿子了。”我无从辩驳,也并不剥夺我由说真话获得的快乐。

    1977年,妈妈11岁,身材姣好,歌声动听。只是,那一次的校合唱比赛,依旧没有她的合唱位置。老师跑过去,想要安慰她,她却已经收回将要滚落的小滴眼泪,抬眼尽是明媚:“老师,我没有关系,我们家成分不是很好,让更加合适的同学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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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我12岁,和班里两个男生一起参加学校的党史知识擂台赛。抢答环节,我疯狂向组合中负责抢答的男生使眼色、拽衣服,一路杀气腾腾直到夺冠,在大礼堂里,三个人蹦跳至半空。回到教室,老师并不急于往黑板报上贴奖状,而是勒令我们三个激进分子起立,只说了一句:“你们抢答环节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急迫,简直就是赢了比赛,输了风格。”教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我在一分钟后窃窃地说了一句:“老师,那个环节不是抢答吗?我们又没有违反规则,我们只是反应能力比人家快,动作幅度比人家大。”两个刚刚吓得呆若木鸡的老伙计悄悄朝我伸来两个大拇指,底下是一片更加惨淡的寂静。在后来的一年里,我时常看着教室后面那张知识竞赛的奖状发呆。

    2003年,妈妈37岁,单位里一年一度的“双向选择”依旧带着悬念展开。年度落选的“执法能力欠缺”者将被“发配”到农村基层工作站进行为期一年的工作。新的人选出炉,又是一号口无遮拦的人物。妈妈回家和我大致复述了这件事情,没有半点戏谑和嘲弄,她对我说:“如果你在我们单位,要去农村的人应该就是你。”我平静地说:“应该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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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我17岁,高中一年级的期末,老师不进行公投,按照考试成绩选报了8个学校的三好学生。我第三名,只是到我的名字上,老师轻轻滑过了,因为我已经晨读连续迟到了10天以上,人选一直顺延到了第九名。我找到了班主任,劈头盖脸就问:“老师,你没有逻辑一致性,你选择的标准不是民意而是成绩。即使这是合理的,那么到我这里怎么又会增加一条考勤呢,这是双重标准呀!”对于这样的吹毛求疵者,我的班主任,一如世界上你所见的所有殷切的成年人一样,正告我:“你的性格,会让你以后吃亏的。”而我,却酣畅淋漓地离开了办公室,好像,道破了天机,寻得了那么一点谁也难以启齿的真理。

    2012年夏天,妈妈悻悻地和我说:“把你小说的原稿发给《少年文艺》的编辑去,他说要登你的稿子,我心想你那篇文章啰嗦,有好多胡说八道的话,就替你删了去,修改成型交给他。结果,被他退回来了,说这不是原文,一个20岁的女孩不会这么写文章。”原来,这是我妈妈替我做经纪人遭遇了一次挫败。我把原文发给编辑,编辑显得很欣喜。我对妈妈说:“你看,有时候,在文章里写实话也没有那么不可理喻,这个时代很美好!”我扶了扶黑框大眼镜。妈妈推了推她的金丝边眼镜,说:“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很突破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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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年来,我的妈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背负着家庭的责任,说着分寸的话,在一个自由度不算太高的话语空间里,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说话人。

    22年来,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承担着与生俱来的自我表达使命,说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真心话、狡辩话、老实话。

    直至有一天,我妈在网路上,追杀我的行踪到微信。

    4

    只是,你或许不会相信,每一次,在接收到妈妈“删掉此条”的信息以后,我都是第一时间照做。当然,不是害怕妈妈那些恐吓与威胁。只是,已经不再年幼的我,终于明白,自由在高处,而我的脚下,却尽是人到中年的爸妈用“好好说话”的信条编织出来的对于一个家庭、对于我的守护。

    删掉此条,让她安心!我所知道的天然正义、终生浪漫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无条件让你安心。因为,那是一个在算不上太好的时代,一路踉跄走来,沿袭至今的,呵护与成全。

    不寒颤,不过时,气过之后,每每想起,好温暖!

    所以,口无遮拦的我,今夜,再度缴械投降!, 百拇医药(杨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