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海归”企业家
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相比,天津建城较晚,天津中药老字号、大字号,没有太悠久的历史。现存天津最老的中药企业隆顺榕,开业至今也不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北京同仁堂创办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汉口有个药铺叫叶开泰,建于明朝末年,比北京同仁堂还要早。古城西安有一家药铺,叫藻露堂,藻露堂以治疗不育症的培坤丸闻名遐迩,这家药铺开业至今已近四百年。岭南福州有个安铺药店,开业于隋唐之后的五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些历史名城的老药店,在当地都是一枝独秀。天津则不然,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天津出现一个大药铺群体,个个都有很强的实力,其中达仁堂、乐仁堂、隆顺榕在全国同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世纪50年代,国家确定全国中药行业21家重点工业企业,天津就占了三家,天津达仁堂、乐仁堂、隆顺榕榜上有名。
民国时期,天津中药行业发展快于全国。那时天津中药行业领军人物和企业,是四位“海归”企业家——乐达仁、乐肇基、乐佑申和卞俶成,以及他们所经营的达仁堂、乐仁堂和隆顺榕。
, 百拇医药 “海归”一词,始见于本世纪初,指留学海外取得高等教育毕业文凭的归来者。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国人越海留洋,但那时候中国人留洋,为的是学知识,学技能,长见识,寻求救国良策。留洋能否拿到文凭和绿卡,前辈们在所不计。乐达仁、乐肇基、乐佑申和卞俶成,就是这样的“海归”前辈。
与同时代的“海归”也有不同,出去留学,归来办医院、搞教育、干洋务、开工厂,好像是“正差”,而乐达仁等四位“海归”前辈,都干起了他们一生不能割舍的古老中药业。
乐达仁(1877—1934),北京人,出身于中药世家,系北京同仁堂乐氏第十二代,是使北京同仁堂实现中兴的乐平泉之孙,乐氏家族药铺同仁及绅商界人士尊称其为乐七爷。乐达仁1898年随清政府驻德国、比利时大臣吕海寰出使海外,考察欧洲工业特别是德国制药工业,至1902年回国。乐达仁对欧洲工业快速发展深感震惊,对德国企业管理极表称赞,感到中国古老中药业前途岌岌可危。乐达仁归国后对北京同仁堂家族年轻一代经常告诫的一句话,就是“中药不改良,顶多存在20年”。1914年乐达仁来津开办天津达仁堂,进行中药制药和中药企业管理改革试验,并尝试中药生产实行工厂化。乐达仁的试验和尝试,开创了中国中药行业的新纪元,其在行业内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未泯。
, 百拇医药
乐肇基(1902—1966),乐达仁胞弟乐达明之子,12岁离开父母,从北京来津跟随伯父乐达仁生活。乐肇基小学和中学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因多数学科是外籍教师用外语授课,乐肇基从小就打下良好外语基础。中学毕业后乐肇基进南开大学刚刚成立的化学系学习,为改革中药做准备。1925年乐肇基去英国留学,归国后乐肇基任达仁堂副经理。1934年乐达仁去世,乐肇基与堂弟乐松生分别担任达仁堂经理和副经理。乐肇基在达仁堂工作30多年,对中药行业实现生产机械化、管理近代化和剂型改革,建树颇多。
乐佑申(1889—1980),北京人,北京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代,乐达仁堂兄乐达康之子。乐氏十二代分为大、二、三、四四房,兄弟11人,乐氏十三代兄弟23人,乐佑申系长房长孙。1895年乐佑申入塾,1904年入天津敬业中学肄业,1909年任北京英商汇丰银行练习生,1912年留学法国商业学校,1914年父丧回国,1917年协助叔父乐钧士经营北京同仁堂。
乐氏十二代大房有同胞兄弟二人,大爷乐达康有四子——佑申、西园、笃周、义卿,六爷乐均士也有四子——乐夔、乐洪、乐浮、乐让。乐均士思想开放,不喜经商,把四个儿子送到法国去留学,学成后都留在法国工作。乐达康去世以后,乐佑申见四房开办的达仁堂买卖兴隆,就动员叔叔乐均士与他合伙办药铺。就这样,大房开办了乐仁堂和宏仁堂。乐仁堂的股份,乐佑申、乐佑申三个弟弟、乐均士各占三分之一,由乐佑申经营。宏仁堂的股份,乐佑申兄弟四人各占四分之一,主要经营者是乐笃周。乐笃周在处理宏仁堂重要商务问题时,自然要首先听取大哥乐佑申的意见。
, 百拇医药
乐仁堂和宏仁堂在天津开办以后,给天津中药行业吹来一股新风。乐佑申魄力大,办法多,自信心强,在经营上以制度完备、纪律严明、要求严格而著称,天津中药业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受到冲击,乐佑申一时成为药店经营者学习效仿的榜样。
卞俶成(1889—1952),天津乡祠卞家卞树榕之子,1914年南开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美国,1917年毕业回国,1922年任隆顺榕经理。卞俶成把欧美先进企业管理思想与古老中药行业实际相结合,在调动人的潜能、发现和培养人才方面,大胆进行尝试,依靠一批精英把隆顺榕办的有声有色。隆顺榕的快速发展和用人之道,给津门药业管理提供了许多成功经验。
达仁堂、乐仁堂、隆顺榕、宏仁堂资产占天津中药业资产总额的一多半,乐达仁、乐佑申、卞俶成和乐肇基四位“海归”企业家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这四位“海归”企业家一系列改革创新,给天津中药业注入新的活力,使天津中药业在民国时期一跃跨入全国同行业前列,进而对中国中药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历史不是杜撰的,请教过药界前辈的朋友,当知此言不谬。, 百拇医药(杨国萱)
民国时期,天津中药行业发展快于全国。那时天津中药行业领军人物和企业,是四位“海归”企业家——乐达仁、乐肇基、乐佑申和卞俶成,以及他们所经营的达仁堂、乐仁堂和隆顺榕。
, 百拇医药 “海归”一词,始见于本世纪初,指留学海外取得高等教育毕业文凭的归来者。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国人越海留洋,但那时候中国人留洋,为的是学知识,学技能,长见识,寻求救国良策。留洋能否拿到文凭和绿卡,前辈们在所不计。乐达仁、乐肇基、乐佑申和卞俶成,就是这样的“海归”前辈。
与同时代的“海归”也有不同,出去留学,归来办医院、搞教育、干洋务、开工厂,好像是“正差”,而乐达仁等四位“海归”前辈,都干起了他们一生不能割舍的古老中药业。
乐达仁(1877—1934),北京人,出身于中药世家,系北京同仁堂乐氏第十二代,是使北京同仁堂实现中兴的乐平泉之孙,乐氏家族药铺同仁及绅商界人士尊称其为乐七爷。乐达仁1898年随清政府驻德国、比利时大臣吕海寰出使海外,考察欧洲工业特别是德国制药工业,至1902年回国。乐达仁对欧洲工业快速发展深感震惊,对德国企业管理极表称赞,感到中国古老中药业前途岌岌可危。乐达仁归国后对北京同仁堂家族年轻一代经常告诫的一句话,就是“中药不改良,顶多存在20年”。1914年乐达仁来津开办天津达仁堂,进行中药制药和中药企业管理改革试验,并尝试中药生产实行工厂化。乐达仁的试验和尝试,开创了中国中药行业的新纪元,其在行业内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未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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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肇基(1902—1966),乐达仁胞弟乐达明之子,12岁离开父母,从北京来津跟随伯父乐达仁生活。乐肇基小学和中学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因多数学科是外籍教师用外语授课,乐肇基从小就打下良好外语基础。中学毕业后乐肇基进南开大学刚刚成立的化学系学习,为改革中药做准备。1925年乐肇基去英国留学,归国后乐肇基任达仁堂副经理。1934年乐达仁去世,乐肇基与堂弟乐松生分别担任达仁堂经理和副经理。乐肇基在达仁堂工作30多年,对中药行业实现生产机械化、管理近代化和剂型改革,建树颇多。
乐佑申(1889—1980),北京人,北京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代,乐达仁堂兄乐达康之子。乐氏十二代分为大、二、三、四四房,兄弟11人,乐氏十三代兄弟23人,乐佑申系长房长孙。1895年乐佑申入塾,1904年入天津敬业中学肄业,1909年任北京英商汇丰银行练习生,1912年留学法国商业学校,1914年父丧回国,1917年协助叔父乐钧士经营北京同仁堂。
乐氏十二代大房有同胞兄弟二人,大爷乐达康有四子——佑申、西园、笃周、义卿,六爷乐均士也有四子——乐夔、乐洪、乐浮、乐让。乐均士思想开放,不喜经商,把四个儿子送到法国去留学,学成后都留在法国工作。乐达康去世以后,乐佑申见四房开办的达仁堂买卖兴隆,就动员叔叔乐均士与他合伙办药铺。就这样,大房开办了乐仁堂和宏仁堂。乐仁堂的股份,乐佑申、乐佑申三个弟弟、乐均士各占三分之一,由乐佑申经营。宏仁堂的股份,乐佑申兄弟四人各占四分之一,主要经营者是乐笃周。乐笃周在处理宏仁堂重要商务问题时,自然要首先听取大哥乐佑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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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仁堂和宏仁堂在天津开办以后,给天津中药行业吹来一股新风。乐佑申魄力大,办法多,自信心强,在经营上以制度完备、纪律严明、要求严格而著称,天津中药业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受到冲击,乐佑申一时成为药店经营者学习效仿的榜样。
卞俶成(1889—1952),天津乡祠卞家卞树榕之子,1914年南开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美国,1917年毕业回国,1922年任隆顺榕经理。卞俶成把欧美先进企业管理思想与古老中药行业实际相结合,在调动人的潜能、发现和培养人才方面,大胆进行尝试,依靠一批精英把隆顺榕办的有声有色。隆顺榕的快速发展和用人之道,给津门药业管理提供了许多成功经验。
达仁堂、乐仁堂、隆顺榕、宏仁堂资产占天津中药业资产总额的一多半,乐达仁、乐佑申、卞俶成和乐肇基四位“海归”企业家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这四位“海归”企业家一系列改革创新,给天津中药业注入新的活力,使天津中药业在民国时期一跃跨入全国同行业前列,进而对中国中药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历史不是杜撰的,请教过药界前辈的朋友,当知此言不谬。, 百拇医药(杨国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