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你我他说说心里话
前几年美国有本畅销书，叫《相约星期二》，也叫《心灵鸡汤》。自从《相约星期二》一书在我国翻译出版以后，以“相约”为由头的书籍文章多了起来。“相约你我他”是我所在的社区居委会，根据上海静安区居委会“相约星期四”的居民谈心制度提出来的。
相约你我他，用“相约”二字把你、我、他都联系起来，一下子把人与人的关系拉近了。说说心里话，使大家能够敞开心扉，互相交流。人与人相互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门学问。有人专门研究交流学。所谓交流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学问。现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开办了一门交流学的课程。我们知道，人都有两重性，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就是说，人不单是一个生物人，还是一个社会人。什么是社会呢?马克思说过“社会一不管其形式如何—一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在交互作用中离不开交流。人作为一个社会人，人与人之间就需要交流，所以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交流也就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这交流有什么特点呢?按照吴建民的说法，交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实用性。比如多年前我在老年大学讲课，我讲到要处理好和老伴的关系，要善待自己的老伴，和她多交流交流。后来我得到反馈，有一位老人按我讲的做了，家庭比以前美满了。我得知后很高兴。记得前些日子我讲过，如果有人错误地怪罪你或者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是他的错误，你不要恼怒，因为你恼怒就等于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有一位老人见到我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个说法，对她很有帮助。这就是交流的实用性。 第二个特点是实践性。交流是一种本领，这种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通过不断实践得来的。拿我自己来说，我在青少年时期比较腼腆，刚参加革命时，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很紧张，好脸红。后来练习多了，有了实践经验，在什么场合下也不憷头了。
, 百拇医药
第三个特点是倍数效应。这是什么意思呢?交流学是一种本领，如果你个人的能力是1的话，你交流的本领是0.3，那么人们对你的印象就是0.3。如果你善于交流，就能够把你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比如通过媒体就能接触很多公众，一个领导，你再联系群众，每天不吃饭、不睡觉能接触多少人?但是通过媒体倍数就增大了。这就是倍数效应。大家知道常喝“三乐汤”是谁提出来的吗?那年我们老同学聚会，一位同学提出，他常喝“三乐汤”，就是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经他这样一说，我就通过电台直播间宣传，并且写成文章在《老年时报》上发表，这样就传播开了。市工商联原会长刘世增老先生将我的文章复印了100份，送给亲朋好友，一传十，十传百。有一次通过直播电话，有个老年朋友也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位还把喝三乐汤画成了画。这不都是倍数效应吗?
居委会举办这种活动确实很有意义。老同志都熟悉，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年代，我们实行的是单位制，一切活动都在单位，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管，个人都靠本单位来管，同社区居委会联系不多。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单位只是工作，单位不再包揽个人的生活，生活管理都在社区。尤其是老年人，离退休在家，主要活动在社区。现在居住条件也变化了，过去住大杂院，邻里之间很熟悉，关系密切，所以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现在住单元房，关上门自己一个小天地，许多邻居都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举办“相约你我他，说说心里话”活动，对于促进邻里和谐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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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组织了这次活动，自愿参加有20多人。这个活动不定期地举行，居委会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愿意和大家谈可以，愿意找几个人或找个别人谈都可以。那天一位老同志说了心里话，主要谈了一件和谐的事和两件不和谐的事。
先说和谐的事。这位70多岁的老同志有一次骑自行车，在路上让一辆公共汽车挂倒了，手受了重伤。路上行人都热心照护他，拦住汽车，实际上汽车也没有跑，司机也很负责任。这位老人是高姿态，说让汽车先走，不要影响那么多乘客……他及时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汽车公司有关领导还来看望他，他没有提出任何额外要求，居委会也来看望他。这虽然是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和谐了结了。
再讲两件不和谐的事吧!第一件说的是有的邻居门前挂一个照妖镜，直对着另一家大门，引起不愉快。其实，挂照妖镜，这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习俗有多种多样，比如过春节是一种习俗，过节门前贴个福字，象征着吉祥，贴也好，不贴也好，无所谓，我家就从来没有贴过，可是人家贴了我看着也不错。挂照妖镜就是带迷信色彩的习俗，是为了“照妖”，为了“避邪”。迷信与宗教信仰是两码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国外看到有的教徒向上帝祷告，祈求患病的亲人早日康复，可是自己的亲人照常看医生治疗。如果不看病，只求什么“大仙”保佑，甚至用讨到的“圣水”治病，那就是迷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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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不和谐的事，对于那位老同志来说也是感到心里最不平衡的事情，就是退休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太复杂也不宜细说，我只能抽象地概况地说说。这位老同志原来在某机关工作时享受某种行政待遇，退下来以后变成企业待遇，原行政待遇又降低了，收入也降低了，因此他总是想不通，向上反映也没有解决。大家听他讲的是很有道理的，他退休后的待遇是不合理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们是说心里话的活动，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会议，我们能说什么呢?按一般情况来说，人与人相比，待遇不是绝对公平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是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比如你在这个系统，这个单位的生活待遇就比那个系统那个单位的待遇要好得多。由于体制的调整变化，你的待遇受了影响，你真没有办法说清楚。其二是机遇的原因。好比你赶车，差一步你没有上了这一班车，那你就赶不上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此外还有个人其他的种种原因。人的价值不是靠他的收入多少来衡量的。我们对于这位老同志的情况能说什么呢?我们只提出两条建议：第一是认为不合理的，有意见的事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第二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一般说来很难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也不要总是耿耿于怀，不如把它放到一边，不再去想它。我们要拿得起、放得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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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谈过“老年人通往幸福的九个台阶”，我想最后再增加一个台阶，也就是第十个台阶，就是把幸福底线定得低低的。什么叫幸福底线呢?就是幸福的最低要求。我们还以那位老同志为例，他的收入不合理，不如人意，可是他的生活温饱有余，如果同那些生活还没有保障的老年人比，他还是幸福的。当然这样讲说服力不是太强。我想引证作家史铁生的话，会对大家有所启发。
史铁生曾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的日子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知道不咳嗽的日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是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得天昏地暗，等又生出了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是多么晴朗。后来又患了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面前都可以加上一个‘更’字。”
我们不妨想一想，像史铁生这样从心底说出这些话的人，一定是吃尽了“疾病”的苦头，所以才把自己的幸福底线定得如此之低。但当他们意识到什么是真正幸福的时候，生命留给他们享受幸福的时间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许多人一生在茫茫红尘中奔走，陷在名与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幸福恰恰就在出发的原点，而当初他们却坚信它在更远的地方。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应该给自己的幸福定一个最低的底线，去学会从最平常的日子、最琐碎的日子里品尝幸福的滋味。, 百拇医药(王辉)
相约你我他，用“相约”二字把你、我、他都联系起来，一下子把人与人的关系拉近了。说说心里话，使大家能够敞开心扉，互相交流。人与人相互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门学问。有人专门研究交流学。所谓交流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学问。现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开办了一门交流学的课程。我们知道，人都有两重性，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就是说，人不单是一个生物人，还是一个社会人。什么是社会呢?马克思说过“社会一不管其形式如何—一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在交互作用中离不开交流。人作为一个社会人，人与人之间就需要交流，所以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交流也就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这交流有什么特点呢?按照吴建民的说法，交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实用性。比如多年前我在老年大学讲课，我讲到要处理好和老伴的关系，要善待自己的老伴，和她多交流交流。后来我得到反馈，有一位老人按我讲的做了，家庭比以前美满了。我得知后很高兴。记得前些日子我讲过，如果有人错误地怪罪你或者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是他的错误，你不要恼怒，因为你恼怒就等于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有一位老人见到我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个说法，对她很有帮助。这就是交流的实用性。 第二个特点是实践性。交流是一种本领，这种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通过不断实践得来的。拿我自己来说，我在青少年时期比较腼腆，刚参加革命时，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很紧张，好脸红。后来练习多了，有了实践经验，在什么场合下也不憷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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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是倍数效应。这是什么意思呢?交流学是一种本领，如果你个人的能力是1的话，你交流的本领是0.3，那么人们对你的印象就是0.3。如果你善于交流，就能够把你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比如通过媒体就能接触很多公众，一个领导，你再联系群众，每天不吃饭、不睡觉能接触多少人?但是通过媒体倍数就增大了。这就是倍数效应。大家知道常喝“三乐汤”是谁提出来的吗?那年我们老同学聚会，一位同学提出，他常喝“三乐汤”，就是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经他这样一说，我就通过电台直播间宣传，并且写成文章在《老年时报》上发表，这样就传播开了。市工商联原会长刘世增老先生将我的文章复印了100份，送给亲朋好友，一传十，十传百。有一次通过直播电话，有个老年朋友也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位还把喝三乐汤画成了画。这不都是倍数效应吗?
居委会举办这种活动确实很有意义。老同志都熟悉，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年代，我们实行的是单位制，一切活动都在单位，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管，个人都靠本单位来管，同社区居委会联系不多。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单位只是工作，单位不再包揽个人的生活，生活管理都在社区。尤其是老年人，离退休在家，主要活动在社区。现在居住条件也变化了，过去住大杂院，邻里之间很熟悉，关系密切，所以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现在住单元房，关上门自己一个小天地，许多邻居都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举办“相约你我他，说说心里话”活动，对于促进邻里和谐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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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组织了这次活动，自愿参加有20多人。这个活动不定期地举行，居委会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愿意和大家谈可以，愿意找几个人或找个别人谈都可以。那天一位老同志说了心里话，主要谈了一件和谐的事和两件不和谐的事。
先说和谐的事。这位70多岁的老同志有一次骑自行车，在路上让一辆公共汽车挂倒了，手受了重伤。路上行人都热心照护他，拦住汽车，实际上汽车也没有跑，司机也很负责任。这位老人是高姿态，说让汽车先走，不要影响那么多乘客……他及时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汽车公司有关领导还来看望他，他没有提出任何额外要求，居委会也来看望他。这虽然是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和谐了结了。
再讲两件不和谐的事吧!第一件说的是有的邻居门前挂一个照妖镜，直对着另一家大门，引起不愉快。其实，挂照妖镜，这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习俗有多种多样，比如过春节是一种习俗，过节门前贴个福字，象征着吉祥，贴也好，不贴也好，无所谓，我家就从来没有贴过，可是人家贴了我看着也不错。挂照妖镜就是带迷信色彩的习俗，是为了“照妖”，为了“避邪”。迷信与宗教信仰是两码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国外看到有的教徒向上帝祷告，祈求患病的亲人早日康复，可是自己的亲人照常看医生治疗。如果不看病，只求什么“大仙”保佑，甚至用讨到的“圣水”治病，那就是迷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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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不和谐的事，对于那位老同志来说也是感到心里最不平衡的事情，就是退休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太复杂也不宜细说，我只能抽象地概况地说说。这位老同志原来在某机关工作时享受某种行政待遇，退下来以后变成企业待遇，原行政待遇又降低了，收入也降低了，因此他总是想不通，向上反映也没有解决。大家听他讲的是很有道理的，他退休后的待遇是不合理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们是说心里话的活动，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会议，我们能说什么呢?按一般情况来说，人与人相比，待遇不是绝对公平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是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比如你在这个系统，这个单位的生活待遇就比那个系统那个单位的待遇要好得多。由于体制的调整变化，你的待遇受了影响，你真没有办法说清楚。其二是机遇的原因。好比你赶车，差一步你没有上了这一班车，那你就赶不上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此外还有个人其他的种种原因。人的价值不是靠他的收入多少来衡量的。我们对于这位老同志的情况能说什么呢?我们只提出两条建议：第一是认为不合理的，有意见的事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第二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一般说来很难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也不要总是耿耿于怀，不如把它放到一边，不再去想它。我们要拿得起、放得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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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谈过“老年人通往幸福的九个台阶”，我想最后再增加一个台阶，也就是第十个台阶，就是把幸福底线定得低低的。什么叫幸福底线呢?就是幸福的最低要求。我们还以那位老同志为例，他的收入不合理，不如人意，可是他的生活温饱有余，如果同那些生活还没有保障的老年人比，他还是幸福的。当然这样讲说服力不是太强。我想引证作家史铁生的话，会对大家有所启发。
史铁生曾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的日子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知道不咳嗽的日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是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得天昏地暗，等又生出了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是多么晴朗。后来又患了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面前都可以加上一个‘更’字。”
我们不妨想一想，像史铁生这样从心底说出这些话的人，一定是吃尽了“疾病”的苦头，所以才把自己的幸福底线定得如此之低。但当他们意识到什么是真正幸福的时候，生命留给他们享受幸福的时间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许多人一生在茫茫红尘中奔走，陷在名与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幸福恰恰就在出发的原点，而当初他们却坚信它在更远的地方。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应该给自己的幸福定一个最低的底线，去学会从最平常的日子、最琐碎的日子里品尝幸福的滋味。, 百拇医药(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