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业闻人刘华圃
继高克成之后，于1948年4月出任天津中药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的，是隆顺榕经理刘华圃。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刘华圃被选为天津中药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1950年4月成立市工商联，刘华圃与李烛生、王光英、宋裴卿等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常委。
刘华圃是解放前天津中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刘华圃，1903年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西王奇村，祖辈以农耕为生。刘华圃小时候寄养在外祖母家，父亲给安国县大药商卜家当厨师。后来父亲在安国南关药市当经纪人，代客商买卖药材。刘华圃童年，家中生活贫困，他读完小学，便到安国昌记药庄学徒，开始自谋衣食。一年以后，刘华圃转入河北省藁城县亚洲药房学徒。
刘华圃在天津有一个亲戚，名叫王天寿，是万芝堂药铺经理。在王天寿保荐下，1920年刘华圃来到天津，进隆顺榕学生意。在隆顺榕，刘华圃脏活累活抢着干，他知道能进正规大药铺有多么不容易。大药铺活计全，多干活就是多学技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不学会技术哪有出头之日?
, 百拇医药
刘华圃高小毕业，那时候算是小知识分子了。1924年，聪明好学、勤快肯干的刘华圃被调到账房当会计。他是个有心人，进账房不仅管记账，而且细致研究隆顺榕零售、批发、进出口和生产制造各个环节，既从成本费用的控制上考虑问题，也从业务发展上思考经营战略的成败得失。他向东家卞傲成提出不少很有价值的建议，均被卞傲成采纳。卞傲成认为刘华圃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久刘华圃便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1928年，年仅26岁的刘华圃被提升为隆顺榕经理。
刘华圃当经理以后，协助卞傲成实施成药零售、成药批发、药材经营和进出口“驷马一车”战略，使业务全面开花却不齐头并进，四项业务有张有弛，又不顾此失彼，经营思路十分清晰。
抗战前，隆顺榕完成商业零售布局，先后在和平路、劝业场、建国道和黄家花园开设四个支店，既提升了品牌形象，又确保了资金周转，还建立了批发网络。让东路、北路、南路、西路和营口、上海、广州诸庄连为一体，互通有无，形成成药和药材大流通格局。那时候隆顺榕门市年销约25万元，批发年销约26万元，每年纯利约达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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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安国药市北迁天津，营口药市也因上海、香港交通受阻，改在天津做生意。在天津中药批发市场十分活跃的时候，隆顺榕大搞批发业务，职工由100多人增至230多人。当年营业额高达200万元，销售牛黄、麝香各100斤以上，广角1 500斤，木香8万斤，盈利颇为可观。
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满蒙汉药株式会社，对药材实行统制，东三省药商所需药材悉由该会社限量配给，私自采购药材者按经济犯论处。满蒙汉药株式会社剥削东三省药商，是在药材交易中狠扒一层皮。但是这个会社哪有多少药材可供配给?他也得进货。满蒙汉药株式会社来天津购货，数量很大，单黄连一次就要两万斤，川芎要五万斤。天津药商能组织这么多货源的，只有隆顺榕，于是，隆顺榕又大赚一笔。
刘华圃当经理，给隆顺榕赚了不少钱，自己也得了不少好处。1928年刘华圃就已在隆顺榕吃上人力股。卞傲成把隆顺榕股份分为18股，卞傲成13股，刘华圃1股，其他二十多人占4股，每人从0.1到0.5不等。上世纪40年代倒买倒卖药材成风，手中有药材就不愁没钱赚。生药协会控制药材，一般人弄不到。1944年刘华圃与东庆恒资东胡海门等成立永发恒药材庄，搞药材批发。有一次隆顺榕向生药协会行贿，买出防风10万斤，木通20万斤，刘华圃趁机为个人的永发恒买出防风5千斤，木通1万斤，然后倒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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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圃从1940年开始，代表隆顺榕出面办理社会事务。那时他任同业公会理事，与高克成一起为天津中药行业办了一些实事。例如，1940年8月，他与高克成联络达仁堂、松茂堂等大药铺，联合罢市，抗议不合理税制。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实行经济封锁，扣留海关货物，中药业被扣货物达千件之多，药铺营业受到严重威胁。他与高克成代表同业公会几经交涉而未果，最后找到伪警察局长闫家琪，行贿三万元，将全部货物索回。
解放以后，刘华圃积极开展同业公会活动，自己带头认购公债，动员药铺老板也多买公债，结果全行业提前完成认购任务。
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号召成药下乡，为农民服务。隆顺榕、乐仁堂等大量生产中成药，向农村批发。一向很少做成药批发业务的达仁堂等大药铺，也开始建立农村销售渠道。解放以后细料难求。国营土产公司供应的牛黄，每两120元，但供不应求，市场私人交易，每两牛黄贵60-80元。含有细料的中成药好销售，既然公家供货不足，市场价格太贵，一些药商就在市场买假牛黄，以假代真，做出劣质成药向农村批发。当时市场上出现不少怪牛黄，有的所谓“鲜牛黄”是液体状，有的“白牛黄”实际是骆驼黄，还有一种“黑牛黄”不知是何物。药业同业公会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向政府报告，并配合市卫生局出面制止伪劣牛黄出售，歪风这才被刹住。, 百拇医药(杨国萱)
刘华圃是解放前天津中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刘华圃，1903年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西王奇村，祖辈以农耕为生。刘华圃小时候寄养在外祖母家，父亲给安国县大药商卜家当厨师。后来父亲在安国南关药市当经纪人，代客商买卖药材。刘华圃童年，家中生活贫困，他读完小学，便到安国昌记药庄学徒，开始自谋衣食。一年以后，刘华圃转入河北省藁城县亚洲药房学徒。
刘华圃在天津有一个亲戚，名叫王天寿，是万芝堂药铺经理。在王天寿保荐下，1920年刘华圃来到天津，进隆顺榕学生意。在隆顺榕，刘华圃脏活累活抢着干，他知道能进正规大药铺有多么不容易。大药铺活计全，多干活就是多学技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不学会技术哪有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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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圃高小毕业，那时候算是小知识分子了。1924年，聪明好学、勤快肯干的刘华圃被调到账房当会计。他是个有心人，进账房不仅管记账，而且细致研究隆顺榕零售、批发、进出口和生产制造各个环节，既从成本费用的控制上考虑问题，也从业务发展上思考经营战略的成败得失。他向东家卞傲成提出不少很有价值的建议，均被卞傲成采纳。卞傲成认为刘华圃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久刘华圃便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1928年，年仅26岁的刘华圃被提升为隆顺榕经理。
刘华圃当经理以后，协助卞傲成实施成药零售、成药批发、药材经营和进出口“驷马一车”战略，使业务全面开花却不齐头并进，四项业务有张有弛，又不顾此失彼，经营思路十分清晰。
抗战前，隆顺榕完成商业零售布局，先后在和平路、劝业场、建国道和黄家花园开设四个支店，既提升了品牌形象，又确保了资金周转，还建立了批发网络。让东路、北路、南路、西路和营口、上海、广州诸庄连为一体，互通有无，形成成药和药材大流通格局。那时候隆顺榕门市年销约25万元，批发年销约26万元，每年纯利约达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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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安国药市北迁天津，营口药市也因上海、香港交通受阻，改在天津做生意。在天津中药批发市场十分活跃的时候，隆顺榕大搞批发业务，职工由100多人增至230多人。当年营业额高达200万元，销售牛黄、麝香各100斤以上，广角1 500斤，木香8万斤，盈利颇为可观。
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满蒙汉药株式会社，对药材实行统制，东三省药商所需药材悉由该会社限量配给，私自采购药材者按经济犯论处。满蒙汉药株式会社剥削东三省药商，是在药材交易中狠扒一层皮。但是这个会社哪有多少药材可供配给?他也得进货。满蒙汉药株式会社来天津购货，数量很大，单黄连一次就要两万斤，川芎要五万斤。天津药商能组织这么多货源的，只有隆顺榕，于是，隆顺榕又大赚一笔。
刘华圃当经理，给隆顺榕赚了不少钱，自己也得了不少好处。1928年刘华圃就已在隆顺榕吃上人力股。卞傲成把隆顺榕股份分为18股，卞傲成13股，刘华圃1股，其他二十多人占4股，每人从0.1到0.5不等。上世纪40年代倒买倒卖药材成风，手中有药材就不愁没钱赚。生药协会控制药材，一般人弄不到。1944年刘华圃与东庆恒资东胡海门等成立永发恒药材庄，搞药材批发。有一次隆顺榕向生药协会行贿，买出防风10万斤，木通20万斤，刘华圃趁机为个人的永发恒买出防风5千斤，木通1万斤，然后倒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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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圃从1940年开始，代表隆顺榕出面办理社会事务。那时他任同业公会理事，与高克成一起为天津中药行业办了一些实事。例如，1940年8月，他与高克成联络达仁堂、松茂堂等大药铺，联合罢市，抗议不合理税制。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实行经济封锁，扣留海关货物，中药业被扣货物达千件之多，药铺营业受到严重威胁。他与高克成代表同业公会几经交涉而未果，最后找到伪警察局长闫家琪，行贿三万元，将全部货物索回。
解放以后，刘华圃积极开展同业公会活动，自己带头认购公债，动员药铺老板也多买公债，结果全行业提前完成认购任务。
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号召成药下乡，为农民服务。隆顺榕、乐仁堂等大量生产中成药，向农村批发。一向很少做成药批发业务的达仁堂等大药铺，也开始建立农村销售渠道。解放以后细料难求。国营土产公司供应的牛黄，每两120元，但供不应求，市场私人交易，每两牛黄贵60-80元。含有细料的中成药好销售，既然公家供货不足，市场价格太贵，一些药商就在市场买假牛黄，以假代真，做出劣质成药向农村批发。当时市场上出现不少怪牛黄，有的所谓“鲜牛黄”是液体状，有的“白牛黄”实际是骆驼黄，还有一种“黑牛黄”不知是何物。药业同业公会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向政府报告，并配合市卫生局出面制止伪劣牛黄出售，歪风这才被刹住。, 百拇医药(杨国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