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内心的震惊已经取代了腹痛。我强撑着冲到主治医师Michal Tomala的办公室，用波兰语大声质疑：“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是误诊吧!我在中国时患过胃炎。”Michal Tomala表情坚定地告诉我：“我们化验了两次，这是最终确诊结果。”我两腿发软，跌坐在地。罗琳冲过来，紧紧抱着我。

    更为悲催的是，我竟被判了两次死刑。我主动与主治医师的一番长谈，商讨治疗方案，不料他告诉我一个噩梦般的事实：波兰社会公共福利成熟，实行免费医疗，治疗环境舒适优越。但如果是癌症晚期的病症，院方会进行评估，肿瘤大小不能超过6厘米，而你严重超过该评估标准。

    临别前，医生还告诉我，为了不浪费医疗资源，波兰将没有医院对我进行手术。他的话犹如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我觉得自己像丢了灵魂的肉体，已摇摇欲坠。罗琳拼命央求医生想想办法，可他只能无奈摊摊手。

    回家的路上，我望着窗外熟悉的街道，悲从中来，眼泪哗哗往下流。罗琳受到我情绪影响，捧着我的脸说：“宝贝，我不会放弃你的。”这时，天空下起瓢泼大雨，仿佛在为我的不幸哭泣。我汪一漂洋过海，娶洋妻，生混血宝宝，开翻译公司，一切顺利得令人眼红。

    可我毕竟还是幸福的，我的人生即将走入黑暗，我的爱妻却甘愿陪我走向黑暗深处。

    罗琳知道我的精神已经垮掉，她立刻振作了起来，前往孔子学院辞职。我生病后，她每天早上七点就起床，承担家里的家务，照顾女儿。晚上，她则查阅肝癌的相关资料，还兼职做翻译来赚钱，常常伏案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