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凌晨3点多，北京的冬夜滴水成冰，90岁的邹佩珠已经起床，她把能回忆起来的事都写在一张白纸上，年岁大了，再好的记性也不如笔头好使。7点多，她又躺了一会儿，然后正式起床梳洗。10点钟，当记者来到她家时，老太太已特意换了件枣红色的中式对襟衫，衬着满头银发，煞是好看。

    记者提起11月22日李可染的水墨巨制《长征》拍到1.075亿元，她淡淡地说，那画早不归李家所有，她有的，只是三里河这间旧房子。早晨的阳光照进屋里，映在相框中李可染温暖的笑容上，邹佩珠说，自丈夫去世，她看着这笑容已过了21年，那是她的“画牛郎”(李可染以画牛著称)。

    往日一幕幕从她眼前掠过，老人家把自己与记者都带到了往昔岁月，一谈就是6个小时，连饭都忘了吃。讲起祖国家园，她慷慨激昂；谈到丈夫，她深情款款。

    战乱中与“画牛郎”的奇缘

    以前，人们问我和可染是如何相识的，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民间说生在这天的都是织女一样的巧人。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这是天意吧？我们之间真的有许多说不清的缘分。

    可染是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彼此同在一座城市多年，却不相识。本来我们之间没多少交集，“七七事变”后，战火顿起，烽烟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1937年，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一路上飞机追着我们的火车扫射，不断有人从我身边掉下去。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音同“晚”)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他们家住在岳麓山下，而我家住在山上。后来长沙也守不住了，我们在一个早晨逃了出来，可染也是同一天离开的。这是日后我认识他才知道的。

    离开长沙后不久，我母亲在漂满死尸的河里洗衣服时，把手弄破了，结果染上了病毒，第二天就死了。我辗转到了重庆姐姐家，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上学。巧的是，那时可染也从贵州逃到了重庆。重庆并不安全，眼见一架架飞机像麻雀一样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