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船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那一年他13岁，拄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在：“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潮水一样往上涌，刚开始没有一个人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有些没挤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到处都是血。一枚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别离

    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破碎。高秉涵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20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让他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9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到他手里。他忍不住低头吃了一口。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再也看不到他妈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活着

    60多年前，南京的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