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当时你们都是高干子弟，突然从大城市到小村庄，心理落差一定很大吧？2002年，习近平发表一篇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面讲到几年中过了“四大关”，就是“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请你们谈谈是怎么过这“四关”的。

    雷平生：你说的这篇文章我后来读了。其中提到过“四大关”，有些滑稽的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捧腹不已。

    确实，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解决所谓“水土不服”)”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