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性别角色及其相关因素研究综述(2)
Bem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图式理论,认为性别角色典型化的个体在进行信息加工时，对与性别图式内容一致的信息加工最快，对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加工最慢，对无关信息加工速度介于两者之间[21]。因为性别图示化了的性别典型化者与没有性别图示化的双性化者相比，前者在组织加工信息上利用了更多的性别信息。Bem认为个体在使用性别图式理解和评价他人并指导知己行为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具有强烈性别图示的人认为每个性别的个体(包括他们自己)而言，只有很窄范围的活动是可以接受的。如，与不把数学看做是性别相关的同学相比，认为数学是男性领域的女大学生是不可能去选修高等数学课程的。
最后是Spence，Helmreich & Stapp以两性间的社会刻板印象为基础制定了“性别角色刻板印象问卷”，即PAQ。由于意在使PAQ只测量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方面，Spence及其同事明确指出，PAQ测量的不是一般性的男性气质，而是自我坚持——工具性特质；不是一般性的女性气质，而是人际——情感性气质[22]。他们采用中位数法分割法来做性别角色的分类。Bem的BSRI与Spence的PAQ几乎同一时间设计，但两者是独立编制的。Bem的性别图式理论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众多的研究者纷纷利用来进行性别角色领域的研究，继而提出了对这一理论的一些批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Spence及其同事的观点。他们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认为BSRI和PAQ不宜用于性别图式理论的验证研究，一是在评鉴个人性别图式化程度(或与此相关的性别典型化程度)这种单维概念时，使用BSRI或PAQ这类双维测量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二是BSRI、PAQ主要测量的是工具性和情感性特质，因此它涉及的范围很有限，无法测量性别图式这样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23]。并且Spence使用PAQ测量，得出与Bem性别图式理论预言相反的结论。Spence提出了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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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角色的研究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性别角色概念的复杂化，二是测量工具多样化，三是跨文化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性别角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存在争议，如:(1)有关单维、双维及多维性别角色的观点和双性化气质为理想性格的讨论及批评，可参见Spence,1985[24]；(2)对于现有的各种性别角色测验是否充分掌握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基本内涵的讨论，可参见Jackson,1985[25]。(3)有些关于性别角色与自尊、心理健康状态相关性研究，表明，与女性气质和双性气质相比，男性气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更密切，Bem的双性化类型个体适应性和心理健康程度最佳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可参见Bassoff与Glass,1982[26]。
与西方的大量研究相比，我国的性别角色研究处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对性别角色测验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参照Bem的研究方法，李美枝编制了一个性别角色量表[27]。卢勤、苏彦捷则对Bem性别角色量表进行考察和修订[28]。崔红、王登峰对中国人性别角色形容词评定量表进行了建构[29]。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是钱铭怡编制的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该量表综合Bem和Spence的方法，以社会赞许性和社会刻板印象为基础，制定适合中国大学生的性别角色量表。对380名大学生的测试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四种类型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27.9%，23.5%，22.4%和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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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别角色发展的的影响及相关因素研究概述
性别角色的发展是儿童从刚出生时的混沌不清，男女不分的状态，在先天因素、社会文化、家庭教养和认知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下逐步学会扮演其所生活的社会期望性别角色的过程。首先，生物遗传素质是性别角色形成的自然基础，性染色体决定着男女差异的遗传基因，Yong认为性染色体决定着男女性腺的形成和性激素的分泌，性激素的差异则影响性别之间或同一性别内部的社会行为差异。弗洛伊德也提出了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他的基本理论的轴心是无意识和本能过程， 或者说是由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而决定的心理成熟过程。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实验研究包括对双胞胎人格特质遗传性方面的研究中收到严峻的挑战[31]。其次，社会文化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学家和跨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性别角色的形成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集群社会化理论也为性别角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32]。此外，家庭教养方式也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另一个重要因素。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时，对子女的性别期待和性别偏爱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 [33] [34]。性别角色发展的认知理论在几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首先，儿童对性别角色类型的不断了解 以及认同具有评价和促进的意义。例如，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知识和行为是有关联的，特别在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和相关性研究中。其次，儿童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会表现出发展性变化。最后，性别角色类型的知识在幼年的发展初期可以被找到， 并且在许多性别角色定型的行为出现之前就很清晰了[35]。但是关于性别角色的认知发展仍然有很多的基本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比如性别角色认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性别角色认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与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成就动机等的关系如何等研究问题，近年来仍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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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2] [美]戴维•波谱诺.社会学[M] 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 罗慧兰.女性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63-65.
[4] 刘达临.性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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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东玉.性别理论的演变和性别角色的定义[J].文化学刊，2010(1)：140-144.
[9] Robinson, Shaver & Wrightsman.性格与社会心理测量总览[M].台北：远流出版社，1997.
[10] Bem, S. L. On the utility of alternative procedures for assessing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77,45:19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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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ackson, L. A. Self-conceptions and gender rol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ender –role categorization and open-ended self-descriptions [J]. Sex roles, 1985, 13:549-566.
[13] Bassoff, E. S & Glass, G. V.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roles and mental health: a meta-analysis of twenty-six studies [J].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982, 10:105-112.
[14] 李美枝.女性心理学[M].台北：台北大洋出版社,1984.
[15] 卢勤，苏彦捷.对Bem性别角色量表的考察和修订[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7)：55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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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崔红,王登峰. 中国人性别角色形容词评定量表的建构[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0):948-950.
[17] 钱铭怡.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的编制[J].心理学报，2000,32(1)：99-104.
[18]李晓军，李阳.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因素[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6)：52-54.
[19]张玉琴，李美华.透视跨文化视野下的性别角色社会化[J].青海民族研究，2007(10)：60-62
[20]扶跃辉，陈峰.国外关于家庭对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影响研究的新进展
[21] 韩大伟,车宣仪,王中会.父母教养方式对高职生并别角色的影响研究[J].心理健康教育，2008(1)：157-159.
[22] 巢昕，李娟. 儿童性别角色认知的研究述评[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130-133
[23] 王登峰,崔 红.中国人性别角色量表的建构及其与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1-9.
[24] 李建伟.性别角色与心理健康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医学与社会，2007(12)：43-44, 百拇医药(王春英)
最后是Spence，Helmreich & Stapp以两性间的社会刻板印象为基础制定了“性别角色刻板印象问卷”，即PAQ。由于意在使PAQ只测量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方面，Spence及其同事明确指出，PAQ测量的不是一般性的男性气质，而是自我坚持——工具性特质；不是一般性的女性气质，而是人际——情感性气质[22]。他们采用中位数法分割法来做性别角色的分类。Bem的BSRI与Spence的PAQ几乎同一时间设计，但两者是独立编制的。Bem的性别图式理论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众多的研究者纷纷利用来进行性别角色领域的研究，继而提出了对这一理论的一些批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Spence及其同事的观点。他们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认为BSRI和PAQ不宜用于性别图式理论的验证研究，一是在评鉴个人性别图式化程度(或与此相关的性别典型化程度)这种单维概念时，使用BSRI或PAQ这类双维测量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二是BSRI、PAQ主要测量的是工具性和情感性特质，因此它涉及的范围很有限，无法测量性别图式这样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23]。并且Spence使用PAQ测量，得出与Bem性别图式理论预言相反的结论。Spence提出了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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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角色的研究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性别角色概念的复杂化，二是测量工具多样化，三是跨文化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性别角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存在争议，如:(1)有关单维、双维及多维性别角色的观点和双性化气质为理想性格的讨论及批评，可参见Spence,1985[24]；(2)对于现有的各种性别角色测验是否充分掌握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基本内涵的讨论，可参见Jackson,1985[25]。(3)有些关于性别角色与自尊、心理健康状态相关性研究，表明，与女性气质和双性气质相比，男性气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更密切，Bem的双性化类型个体适应性和心理健康程度最佳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可参见Bassoff与Glass,1982[26]。
与西方的大量研究相比，我国的性别角色研究处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对性别角色测验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参照Bem的研究方法，李美枝编制了一个性别角色量表[27]。卢勤、苏彦捷则对Bem性别角色量表进行考察和修订[28]。崔红、王登峰对中国人性别角色形容词评定量表进行了建构[29]。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是钱铭怡编制的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该量表综合Bem和Spence的方法，以社会赞许性和社会刻板印象为基础，制定适合中国大学生的性别角色量表。对380名大学生的测试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四种类型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27.9%，23.5%，22.4%和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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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角色的发展是儿童从刚出生时的混沌不清，男女不分的状态，在先天因素、社会文化、家庭教养和认知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下逐步学会扮演其所生活的社会期望性别角色的过程。首先，生物遗传素质是性别角色形成的自然基础，性染色体决定着男女差异的遗传基因，Yong认为性染色体决定着男女性腺的形成和性激素的分泌，性激素的差异则影响性别之间或同一性别内部的社会行为差异。弗洛伊德也提出了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他的基本理论的轴心是无意识和本能过程， 或者说是由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而决定的心理成熟过程。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实验研究包括对双胞胎人格特质遗传性方面的研究中收到严峻的挑战[31]。其次，社会文化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学家和跨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性别角色的形成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集群社会化理论也为性别角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32]。此外，家庭教养方式也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另一个重要因素。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时，对子女的性别期待和性别偏爱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 [33] [34]。性别角色发展的认知理论在几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首先，儿童对性别角色类型的不断了解 以及认同具有评价和促进的意义。例如，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知识和行为是有关联的，特别在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和相关性研究中。其次，儿童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会表现出发展性变化。最后，性别角色类型的知识在幼年的发展初期可以被找到， 并且在许多性别角色定型的行为出现之前就很清晰了[35]。但是关于性别角色的认知发展仍然有很多的基本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比如性别角色认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性别角色认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与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成就动机等的关系如何等研究问题，近年来仍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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