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翱翔在自闭症星空里的人(1)
他和我同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就读研究生，在我们入学的时候，每个同学都做自我介绍，一个叫严建发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不是因为他的外在，更不是因为他的谈吐，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职业。
他不足1.7米的身高，体重120斤不到，说话的声音不大，但语速较快。穿戴很普通，但很整洁，他的自我介绍颇为与众不同：“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我的家乡在革命老区江西，抱着一颗追梦的心，我放弃了家乡已经安排好的工作，来到了深圳这个充满挑战的城市。来的时候我只有21岁，在这个美丽的城市我完成了家庭的组建，稳固了事业。同学们可能想不出来我所从事的工作，但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我做的工作很光荣，同时我也很热爱我的工作，我是一名从事儿童自闭症治疗的老师，大家都知道自闭症的孩子和正常的孩子有很大的区别，一个自闭症儿童的老师要比正常学生的老师得付出几倍的劳动。尽管你付出了，但有时候得到的效果却不是很明显。当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从家长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的那种期待和渴望，我只有一个愿望：不叫家长失望。十年来我就从事这一项工作，我的爱人也是我们中心的老师，我们彼此鼓励着，努力着，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进来的孩子早日走出去，让更多的家长不再困惑。”他的介绍赢得了持久的掌声。
, http://www.100md.com
来深圳前，不，确切地说在严建发同学介绍前，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我对这个行业根本就不了解。听了严建发的介绍，我有了迫切想了解的愿望，下课的时候我主动找到严建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很高兴地邀请我去他所服务的中心看看。我们定好了时间，同时一起约了几个同学一块来到了他位于南山区桃源村单身公寓的金色年华儿童干预中心。
他们中心有两千多平方米，规划和布局都很有特点。走进中心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每个房间的装修都凸显出自己的独特之处。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孩子们在上课，这里根据孩子的不同情况和年龄分成几个班级，严主任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由3～5岁孩子组成的一个班级。这里正在上绘画课，上课的一共有六个孩子，老师就有三个。一个姓刘的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杯子，其他两个老师陪孩子们坐在一起。刘老师拿着教鞭指着画好的杯子：“请问有哪个小朋友能指出大小杯子?”只见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女生站了起来，走到黑板面前准确地指出了大小杯子。这对一个正常的四五岁孩子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可对他们来讲就不一样了。当这个女生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在场的人都拍起了手，我们也不自主地鼓起了掌。这位小朋友左看看右瞧瞧，没人知道她在想啥。严主任告诉我们，她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辨别能力，但通过训练后达到了一定效果。我们正说的时候，孩子妈妈过来看她，她怯生生地看着妈妈，妈妈走过去把她抱在怀里，她看了看：“妈——妈——”这一声妈妈的呼唤，把妈妈的心都叫碎了，妈妈紧紧地拥着她，泪水不知道啥时候已经滚落了出来。我们在场的人眼睛也都潮湿了。
, 百拇医药
严建发，一个80后年轻人，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十几年，他带领他的团队在努力改善着自闭症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困惑，这个社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人，才让这些孤独的孩子似乎不再孤独，家长们的困惑也有所缓解。
我带着好多的问题专访了这位看去有些稚嫩，但其实是很老成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行为矫正训练师严建发主任。
《心理医生》杂志：您好，严主任，您是在怎样的原因下选择了这项工作，您是为了生存而选择的口马?
严主任：谢谢您的理解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2001年在江西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毕业后在当地县人民医院进修外科学专业。毕业当年，由于父亲诊断出恶性肿瘤，为了陪伴父亲，我拒绝了一家大型制药企业的职工医院(一甲)的邀请。在家呆的四个月时间里，尽我所能地帮母亲分担父亲疾病给家庭带来的负担，在此期间，我体验到了一位肝癌患者带给我的所有冲击，包括家人为此所付出的一切。然而，父亲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提前离开了我们，让我陷入了无尽的自责当中——我反省自己在处理父亲疾病的过程中对父亲不够理解的地方，总是从单纯医学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略了人在当下所承受的变化给其心理所带的一系列的改变。为此，我对自己说，也许我不再适合从事一线的临床工作，我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帮助和理解他们。
, 百拇医药
2002年春节过后，带着对父亲的愧疚，带着对家庭的责任，我来到了广东省汕头市，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汕头训练中心应聘康复师，从事自闭症及相关障碍儿童的早期教育、康复工作。对于自闭症、对于一系列的障碍儿童问题，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了解，去认识他们。这个阶段只是自己生存下来的一个驿站而已。在当时，自闭症作为一个并不太为人知的病种，因为和医学相关，我总是想用医学知识来诠释他们的疾病，也算是专业上有所作为。慢慢地，我发现，一个医学上的疾病，在治疗的过程中用的却是教育的体系，还需要更多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知识来帮助自己不断地调整康复教育计划。抱着在职一天就服务好一天的思想，自己开始有意识地自学心理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希望可以用心理学的知识来帮助自己更多地理解这些孩子，来帮助自己尽快走出对父亲的愧疚。
《心理医生》杂志：这项工作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那些?您在这个领域中有没有动摇过?
严主任：工作的头两年，似乎总会有逃跑的想法，看着自己的努力总有种付诸东流的感觉，心中难免有太多的失落。每每此时，我的老板纪汉平教授总是会以一个专业人士、以一位长辈的身份给我解惑，让我在这两年时间里总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让我能客观地认识这群“星星的孩子”，让我有了坚持的理由。当时全国可提供服务的自闭症机构是寥寥无几，有专业人士在服务的机构更是少之又少。记得当时的自闭症患病率为1/500，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汕头训练基地作为全国少有的专业康复中心，每月平均的服务量都在100人左右，却依然不能满足自闭症患儿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为更多的自闭症儿童服务，经过多方努力，纪汉平个人出资，在深圳市一大型社区谈好了一家即将倒闭的早教中心(在当时，由于教育、卫生和工商部门都没有办法注册自闭症的服务，民政系统也因为没有政策支持和主管单位而没有办法完成注册，只能以类似儿童早期教育培训的形式来开展服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在深圳的机构从那时成立，并一直走到今天。, 百拇医药(吴宇平 高伟)
他不足1.7米的身高，体重120斤不到，说话的声音不大，但语速较快。穿戴很普通，但很整洁，他的自我介绍颇为与众不同：“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我的家乡在革命老区江西，抱着一颗追梦的心，我放弃了家乡已经安排好的工作，来到了深圳这个充满挑战的城市。来的时候我只有21岁，在这个美丽的城市我完成了家庭的组建，稳固了事业。同学们可能想不出来我所从事的工作，但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我做的工作很光荣，同时我也很热爱我的工作，我是一名从事儿童自闭症治疗的老师，大家都知道自闭症的孩子和正常的孩子有很大的区别，一个自闭症儿童的老师要比正常学生的老师得付出几倍的劳动。尽管你付出了，但有时候得到的效果却不是很明显。当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从家长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的那种期待和渴望，我只有一个愿望：不叫家长失望。十年来我就从事这一项工作，我的爱人也是我们中心的老师，我们彼此鼓励着，努力着，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进来的孩子早日走出去，让更多的家长不再困惑。”他的介绍赢得了持久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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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深圳前，不，确切地说在严建发同学介绍前，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我对这个行业根本就不了解。听了严建发的介绍，我有了迫切想了解的愿望，下课的时候我主动找到严建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很高兴地邀请我去他所服务的中心看看。我们定好了时间，同时一起约了几个同学一块来到了他位于南山区桃源村单身公寓的金色年华儿童干预中心。
他们中心有两千多平方米，规划和布局都很有特点。走进中心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每个房间的装修都凸显出自己的独特之处。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孩子们在上课，这里根据孩子的不同情况和年龄分成几个班级，严主任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由3～5岁孩子组成的一个班级。这里正在上绘画课，上课的一共有六个孩子，老师就有三个。一个姓刘的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杯子，其他两个老师陪孩子们坐在一起。刘老师拿着教鞭指着画好的杯子：“请问有哪个小朋友能指出大小杯子?”只见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女生站了起来，走到黑板面前准确地指出了大小杯子。这对一个正常的四五岁孩子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可对他们来讲就不一样了。当这个女生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在场的人都拍起了手，我们也不自主地鼓起了掌。这位小朋友左看看右瞧瞧，没人知道她在想啥。严主任告诉我们，她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辨别能力，但通过训练后达到了一定效果。我们正说的时候，孩子妈妈过来看她，她怯生生地看着妈妈，妈妈走过去把她抱在怀里，她看了看：“妈——妈——”这一声妈妈的呼唤，把妈妈的心都叫碎了，妈妈紧紧地拥着她，泪水不知道啥时候已经滚落了出来。我们在场的人眼睛也都潮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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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好多的问题专访了这位看去有些稚嫩，但其实是很老成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行为矫正训练师严建发主任。
《心理医生》杂志：您好，严主任，您是在怎样的原因下选择了这项工作，您是为了生存而选择的口马?
严主任：谢谢您的理解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2001年在江西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毕业后在当地县人民医院进修外科学专业。毕业当年，由于父亲诊断出恶性肿瘤，为了陪伴父亲，我拒绝了一家大型制药企业的职工医院(一甲)的邀请。在家呆的四个月时间里，尽我所能地帮母亲分担父亲疾病给家庭带来的负担，在此期间，我体验到了一位肝癌患者带给我的所有冲击，包括家人为此所付出的一切。然而，父亲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提前离开了我们，让我陷入了无尽的自责当中——我反省自己在处理父亲疾病的过程中对父亲不够理解的地方，总是从单纯医学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略了人在当下所承受的变化给其心理所带的一系列的改变。为此，我对自己说，也许我不再适合从事一线的临床工作，我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帮助和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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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春节过后，带着对父亲的愧疚，带着对家庭的责任，我来到了广东省汕头市，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汕头训练中心应聘康复师，从事自闭症及相关障碍儿童的早期教育、康复工作。对于自闭症、对于一系列的障碍儿童问题，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了解，去认识他们。这个阶段只是自己生存下来的一个驿站而已。在当时，自闭症作为一个并不太为人知的病种，因为和医学相关，我总是想用医学知识来诠释他们的疾病，也算是专业上有所作为。慢慢地，我发现，一个医学上的疾病，在治疗的过程中用的却是教育的体系，还需要更多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知识来帮助自己不断地调整康复教育计划。抱着在职一天就服务好一天的思想，自己开始有意识地自学心理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希望可以用心理学的知识来帮助自己更多地理解这些孩子，来帮助自己尽快走出对父亲的愧疚。
《心理医生》杂志：这项工作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那些?您在这个领域中有没有动摇过?
严主任：工作的头两年，似乎总会有逃跑的想法，看着自己的努力总有种付诸东流的感觉，心中难免有太多的失落。每每此时，我的老板纪汉平教授总是会以一个专业人士、以一位长辈的身份给我解惑，让我在这两年时间里总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让我能客观地认识这群“星星的孩子”，让我有了坚持的理由。当时全国可提供服务的自闭症机构是寥寥无几，有专业人士在服务的机构更是少之又少。记得当时的自闭症患病率为1/500，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汕头训练基地作为全国少有的专业康复中心，每月平均的服务量都在100人左右，却依然不能满足自闭症患儿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为更多的自闭症儿童服务，经过多方努力，纪汉平个人出资，在深圳市一大型社区谈好了一家即将倒闭的早教中心(在当时，由于教育、卫生和工商部门都没有办法注册自闭症的服务，民政系统也因为没有政策支持和主管单位而没有办法完成注册，只能以类似儿童早期教育培训的形式来开展服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在深圳的机构从那时成立，并一直走到今天。, 百拇医药(吴宇平 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