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文革”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这样的情况：两派在打“派仗”时，双方都宣称自己是“高举”和“紧跟”的。这证据就是，双方都“言必称语录”，用语录论证自己的“高举”和“紧跟”，同时用语录批驳对方，并给对方扣上反语录的帽子。人们称其为“语录仗”。俗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公”“婆”之别，可这“语录仗”，竟是这个语录说这个语录有理，那个语录说那个语录有理，有时双方用的还是同一条语录。你根本就闹不清到底谁用的语录有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语录不认语录了。你倒说这怪不怪。

    现在想起来，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因为，人家的语录有时是从这一方面讲的，有时是从另一方面讲的。侧重点不同。

    但是。这还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乃是当时所谓“带着问题学”的学习语录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有了问题，带着这个问题，从语录中找答案。有句话叫“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这个主义是我们行动的、实践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