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学要览(1)
摘要：我国早在上古时期，先民们就意识到自然界的毒虫对人的侵害。殷商甲骨文出现“蛊”字，说明于三千多年前已发现了人体内寄生之虫。战国秦汉以来的许多古医籍记载了多种寄生虫病，涉及到当代人体寄生虫学所列的蠕虫病、原虫病和昆虫病，有的记载还属于世界首创。所栽防治寄生虫病的方法和药物，于今仍有实际意义，应进一步深入发掘和利用。
关键词：人体寄生虫病；蛊；九虫
中图分类号：R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12-2622-03
人体寄生虫，在古文献中称为“与人俱生”之虫。由于寄生虫病多发、易见和病原体为实在之物，故早在上古对期就为先民所关注。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已见到“蛊”字，表明人们对毒虫进入体内作祟的猜想，此为对寄生虫病认识之始。其后，历经周秦汉唐各代，关于寄生虫病的证治积累渐丰，对多种虫体与虫病能细致地加以描述，有些发现属于世界首创。一批疗效很高的驱虫或杀虫药，经千百年的实践认识，被确定下来，有的至今仍在使用，并经现代科学方法研制出新一代药品，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因此，深入发掘中医人体寄生虫学宝库，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古代文献中的虫病论
1.1“蛊”说甲骨文的“蛊”字，象多虫同蓄于器皿。《说文》：“蛊，腹中虫也。”腹中有虫，当会啮噬内脏，引起腹胀、腹痛、下血等症。甲骨文中虽未见到与蛊相关的此类症状的字词，但可以推想，先人们已有这种印象和意会，故创造出蓄虫于皿的象形文字。数百年后，记载春秋年间史事的《左传》也提到了蛊病。《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日：‘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医和认为，晋侯是因长期沉溺女色，患了昏愦惑乱类似于蛊的重病，很难治愈。这种非因虫引起的“如蛊”之病，亦见于其后的医学著作之中，甚至直名为蛊。
1.2我国最早的寄生虫病案 西汉初年，名医仓公淳于意留给后人的25个“诊籍”中，有一则完整的人体寄生虫病案：“临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医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芫花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之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脏无邪气及重病。”此案记录了对一名为薄吾的女性虫积患者诊治的全过程。诊为“蛲瘕”即蛲虫积聚的根据是：腹部胀大，皮肤黄而粗糙，毛发异常，切循尺肤(抚摸从腕到肘的皮肤，察其寒温滑涩，为古人常用的尺肤诊法)消瘦且粗糙起刺。其诊断之正确，已由治疗后下虫数升所证实。惜未对虫体形态稍加描述。虽系肠道寄生虫无疑，但不知确否为后世所指之蛲虫。这是2200年前的有关治疗寄生虫病的成功病例，其医术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1.3汉至唐医籍中的虫病论 《黄帝内经》汇集中国汉代以前医学理论之大成，其中多篇载有虫病理论，包括虫证的不同类型、诊察方法和针刺治疗。经中将肠道寄生虫分为短虫和长虫两种，短虫即蛲虫，长虫即蛔虫，又称“蛟蜻(蛔的异体字)”。体内蛔虫可因咳嗽剧烈而呕出，“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素问·咳论》)，是胃咳的特点。蛔虫量多，可结聚成团，致腹胀腹痛，称为虫瘕(《灵枢·厥病》)；因虫聚胃脘而生痈，称为虫痈(《灵枢·上膈》)。在虫病的诊察上，除呕出或便出虫体可确认外，常把流口水作为虫的外症：“食饮者皆人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灵枢·口问》)。虫证在脉诊和尺肤诊上也有所发现。《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脾脉微滑虫毒蜻蝎，腹热。”《灵枢·论疾诊尺》：“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此与仓公诊虫积之法略同。《内经》针刺法治虫，载于《灵枢·厥病》中：“肠中有虫瘕及蚊蛕，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肠(腹)痛，憹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这种刺法可能缓解肠绞痛，未必能从根本上治虫，故后世多舍针而用药，或针药并举。
东汉末年，张机著《伤寒杂病论》，其伤寒热病部分及金匮杂病部分都论述了虫病。《伤寒论·厥阴篇》：“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蚘(蛔)，下之，利不止。”这一条被称为厥阴病提纲，邪传厥阴，寒热错杂，上热下寒，体内之虫无食而动，闻食臭而出。提纲体现了疾病变化规律，常规症状中吐蛔为主症之一，说明当时人群蛔虫感染率之高。其治法是：“蚘厥者，其人当吐蚘……乌梅丸主之。”提出了蛔厥这一证名及安蛔温脏的著名方剂。《金匮要略》亦论蛔厥，但不涉外感，说明蛔厥本系蛔虫病的一个类型。另外《金匮要略方论》卷末“禽兽鱼虫禁忌并治”载有人染寄生虫的途径3条：“食生肉，饱饮乳，变成白虫。”“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虫。”牛羊猪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内生虫。“食脍，饮乳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瘕。”将虫病之发，看作与所进食物有关。特别是指出吃生肉易患白虫(绦虫)病，其见解十分可贵。
公元4世纪，晋代道医名家葛洪从所撰百卷《玉函方》中选出一批简易的药方作为救急之用，而成《肘后救卒方》。此书经后人增补又有《肘后百一方》、《肘后备急方》之名，简称《肘后方》，而流传下来。《肘后方》对疾病的认识多有创见，特别在疫病、地方病、寄生虫病的描述上建树颇多。如所称世间“沙虱病”，即螨虫叮咬人身而发病，其描绘准确而详细，属于世界最早的记载。
隋朝太医巢元方等撰集的《诸病源候论》，系统总结了隋以前病因、病理、证候学成就，并有许多独到见解。关于虫病，以“湿虫病诸候”、“九虫病诸候”、“蛊毒病诸候”和“恶风啮候”之篇目，单独列出，占2卷以上篇幅，已使中医寄生虫病学初见规模。就人体寄生虫类别而言，包括了主要寄生于肠道的“九虫”、附于体表叮咬皮肤的昆虫及隐匿难见的小虫等。尤可贵者，在“恶风啮候”中，直接提到了蜱螨昆虫名字，并描述了形态：“恶风，一名满(即螨)，大如毒蜱，似蝗无尾，前有两角。”这是对病原学的一大贡献。
唐代大医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囊括医经本草、证治方论，养生服食。广涉临床各科。孙思邈在《千金方·九虫》一节中，对人体寄生虫病有一个概括性说法：“人腹中有尸虫，此物与人俱生，而为人大害……虫无所不为。”认识到寄生于人体之虫，与蛇蝎之类毒虫不同，是进入人体生活于体内而为患的，可致久病大病。孙氏所论的虫病，大抵沿袭巢氏证候理论，但于每证之下，皆列群方，展示了治虫的多种方法和有效药物。
唐以后，临证专著及丛书也多以“诸虫”之条目，记载, http://www.100md.com(孙宏伟 赵明山)
关键词：人体寄生虫病；蛊；九虫
中图分类号：R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12-2622-03
人体寄生虫，在古文献中称为“与人俱生”之虫。由于寄生虫病多发、易见和病原体为实在之物，故早在上古对期就为先民所关注。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已见到“蛊”字，表明人们对毒虫进入体内作祟的猜想，此为对寄生虫病认识之始。其后，历经周秦汉唐各代，关于寄生虫病的证治积累渐丰，对多种虫体与虫病能细致地加以描述，有些发现属于世界首创。一批疗效很高的驱虫或杀虫药，经千百年的实践认识，被确定下来，有的至今仍在使用，并经现代科学方法研制出新一代药品，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因此，深入发掘中医人体寄生虫学宝库，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古代文献中的虫病论
1.1“蛊”说甲骨文的“蛊”字，象多虫同蓄于器皿。《说文》：“蛊，腹中虫也。”腹中有虫，当会啮噬内脏，引起腹胀、腹痛、下血等症。甲骨文中虽未见到与蛊相关的此类症状的字词，但可以推想，先人们已有这种印象和意会，故创造出蓄虫于皿的象形文字。数百年后，记载春秋年间史事的《左传》也提到了蛊病。《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日：‘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医和认为，晋侯是因长期沉溺女色，患了昏愦惑乱类似于蛊的重病，很难治愈。这种非因虫引起的“如蛊”之病，亦见于其后的医学著作之中，甚至直名为蛊。
1.2我国最早的寄生虫病案 西汉初年，名医仓公淳于意留给后人的25个“诊籍”中，有一则完整的人体寄生虫病案：“临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医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芫花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之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脏无邪气及重病。”此案记录了对一名为薄吾的女性虫积患者诊治的全过程。诊为“蛲瘕”即蛲虫积聚的根据是：腹部胀大，皮肤黄而粗糙，毛发异常，切循尺肤(抚摸从腕到肘的皮肤，察其寒温滑涩，为古人常用的尺肤诊法)消瘦且粗糙起刺。其诊断之正确，已由治疗后下虫数升所证实。惜未对虫体形态稍加描述。虽系肠道寄生虫无疑，但不知确否为后世所指之蛲虫。这是2200年前的有关治疗寄生虫病的成功病例，其医术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1.3汉至唐医籍中的虫病论 《黄帝内经》汇集中国汉代以前医学理论之大成，其中多篇载有虫病理论，包括虫证的不同类型、诊察方法和针刺治疗。经中将肠道寄生虫分为短虫和长虫两种，短虫即蛲虫，长虫即蛔虫，又称“蛟蜻(蛔的异体字)”。体内蛔虫可因咳嗽剧烈而呕出，“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素问·咳论》)，是胃咳的特点。蛔虫量多，可结聚成团，致腹胀腹痛，称为虫瘕(《灵枢·厥病》)；因虫聚胃脘而生痈，称为虫痈(《灵枢·上膈》)。在虫病的诊察上，除呕出或便出虫体可确认外，常把流口水作为虫的外症：“食饮者皆人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灵枢·口问》)。虫证在脉诊和尺肤诊上也有所发现。《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脾脉微滑虫毒蜻蝎，腹热。”《灵枢·论疾诊尺》：“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此与仓公诊虫积之法略同。《内经》针刺法治虫，载于《灵枢·厥病》中：“肠中有虫瘕及蚊蛕，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肠(腹)痛，憹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这种刺法可能缓解肠绞痛，未必能从根本上治虫，故后世多舍针而用药，或针药并举。
东汉末年，张机著《伤寒杂病论》，其伤寒热病部分及金匮杂病部分都论述了虫病。《伤寒论·厥阴篇》：“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蚘(蛔)，下之，利不止。”这一条被称为厥阴病提纲，邪传厥阴，寒热错杂，上热下寒，体内之虫无食而动，闻食臭而出。提纲体现了疾病变化规律，常规症状中吐蛔为主症之一，说明当时人群蛔虫感染率之高。其治法是：“蚘厥者，其人当吐蚘……乌梅丸主之。”提出了蛔厥这一证名及安蛔温脏的著名方剂。《金匮要略》亦论蛔厥，但不涉外感，说明蛔厥本系蛔虫病的一个类型。另外《金匮要略方论》卷末“禽兽鱼虫禁忌并治”载有人染寄生虫的途径3条：“食生肉，饱饮乳，变成白虫。”“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虫。”牛羊猪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内生虫。“食脍，饮乳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瘕。”将虫病之发，看作与所进食物有关。特别是指出吃生肉易患白虫(绦虫)病，其见解十分可贵。
公元4世纪，晋代道医名家葛洪从所撰百卷《玉函方》中选出一批简易的药方作为救急之用，而成《肘后救卒方》。此书经后人增补又有《肘后百一方》、《肘后备急方》之名，简称《肘后方》，而流传下来。《肘后方》对疾病的认识多有创见，特别在疫病、地方病、寄生虫病的描述上建树颇多。如所称世间“沙虱病”，即螨虫叮咬人身而发病，其描绘准确而详细，属于世界最早的记载。
隋朝太医巢元方等撰集的《诸病源候论》，系统总结了隋以前病因、病理、证候学成就，并有许多独到见解。关于虫病，以“湿虫病诸候”、“九虫病诸候”、“蛊毒病诸候”和“恶风啮候”之篇目，单独列出，占2卷以上篇幅，已使中医寄生虫病学初见规模。就人体寄生虫类别而言，包括了主要寄生于肠道的“九虫”、附于体表叮咬皮肤的昆虫及隐匿难见的小虫等。尤可贵者，在“恶风啮候”中，直接提到了蜱螨昆虫名字，并描述了形态：“恶风，一名满(即螨)，大如毒蜱，似蝗无尾，前有两角。”这是对病原学的一大贡献。
唐代大医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囊括医经本草、证治方论，养生服食。广涉临床各科。孙思邈在《千金方·九虫》一节中，对人体寄生虫病有一个概括性说法：“人腹中有尸虫，此物与人俱生，而为人大害……虫无所不为。”认识到寄生于人体之虫，与蛇蝎之类毒虫不同，是进入人体生活于体内而为患的，可致久病大病。孙氏所论的虫病，大抵沿袭巢氏证候理论，但于每证之下，皆列群方，展示了治虫的多种方法和有效药物。
唐以后，临证专著及丛书也多以“诸虫”之条目，记载, http://www.100md.com(孙宏伟 赵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