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双小手跟命运谈谈

    我和姐姐出生在重庆市万州区一户普通农家。1996年，在浙江打工的爸爸何兴安划船去接妈妈下班，途中与一艘大货船相撞，不幸溺亡。一个星期后，妈妈将爸爸的骨灰带回了老家。

    妈妈回村那天，我和姐姐看出了妈妈的异常。“爸爸呢？”我们问。妈妈沉默了。那晚，年幼的我在妈妈的怀里甜甜睡去，而姐姐却听到了妈妈和奶奶的对话：“孩子她爸没了，我对不住您!”懂事的姐姐忍不住哭着问妈妈到底怎么回事。屋内，奶奶、妈妈、姐姐，三代人哭声一片……

    处理父亲的丧事时，我才懵懂地知道爸爸没了。9月份开学，妈妈四处借钱才凑齐了姐姐的学费。从此，她开始拼命地干活，早出晚归。然而，生活依旧无法维持。为了生计，1997年，妈妈与同村一个叫郭远志的男人结了婚，并将我接了过去。临走时，奶奶叮嘱我一定要乖，姐姐再三强调要听叔叔的话，别让妈妈为难。

    妈妈心疼没在身边的姐姐，时常暗地里贴补她，继父渐渐不满，常和妈妈争吵。为了缓和矛盾，结婚一年，妈妈为继父生下了女儿郭怡。不幸的是，产后她被查出患上了肝硬化，继父顺势将我们娘儿俩送了回来。半年后，妈妈病逝。紧接着，奶奶也撒手西去。

    那是1999年，家里只剩下11岁的姐姐、5岁的我和一间土砖房。

    第三场葬礼后，大叔何兴朝和二叔何兴忠专门为我们姐妹俩的去处问题开了家庭会议。大婶瘫痪在床多年，二婶是盲人，两个家庭负担都很重。“议题”说完就是沉默。姐姐看出了他们的为难，鼓起勇气说：“我们就在自己家里，有困难再去找你们。”

    姐姐小心翼翼地拿出奶奶临终前留给我们的遗产——85元钱，加上葬礼时亲友们陆续给的130元，总共是215元。姐姐把钱一张张铺平，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笔记本里，藏在自家谷仓的稻谷堆里，隔日就去扒开看看，生怕被人偷走。一天深夜，我醒来，发现姐姐坐在家门口抽泣。其实，姐姐也怕，可为了我，为了只剩下两口人的家，她必须坚强。

    姐姐一夜之间长大成人。我站在田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她挽起裤腿下田。田里的活她从未干过，几步就跌倒在泥里，转眼就成了泥娃娃。她艰难地从泥里爬起来，都没顾上清理一下身上的泥，又继续插秧。到了晚上，姐姐做好饭菜，我吃了一口，问她：“菜怎么这么咸？”姐姐说：“菜咸一些，一碟菜够吃一天。”我“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