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昭光与作家苏叔阳对话健康：要战胜疾病 先战胜自己(1)
作者简介
洪昭光1939年生于福建厦门，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1—1983年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任访问学者。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卫生部心血管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苏叔阳1 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中医药大学任教。1978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现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国家一级编剧。
谁也不能保证这一生不得病。得了病以后；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疾病，结果会大不一样。如果一方面积极治疗，另一方面也不太把病当回事儿，你可能逐渐就恢复健康了；如果得了病就情绪消沉，又不积极配合治疗，很可能这个病人就此一蹶不振，彻底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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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正确对待疾病，医生正确对待病人，医患要同心。
洪昭光：我觉得苏教授特别棒，他患癌症这么多年，可看着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带病的健康人”。如果大家都用这种心态来对待疾病，肯定对战胜疾病、恢复健康是有好处的。战胜了自己就战胜了疾病。
苏叔阳：我住过几次医院，心情不一样。第一次住院是1960年我大学毕业时摘除扁桃体。那时我比现在年轻，不在乎有病没病的，觉得住院很新鲜，好玩儿。那时正处在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我住院的时候，护士长把儿科小患者吃不了的粥和饭分给我吃，让我觉得住医院是件很好的事。
第二次是因糖尿病住院，要在医院降血糖。那是在1988年。这次住院就觉得麻烦了，血糖总控制不住。第三次住院便是1994年春天，因肾癌住院。我很早便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得的是肾癌，也曾苦恼过；一是不愿承认事实，总幻想这是误诊；二是怕就此告别人世。后来想通了，倘若真的要死，那么哭、闹、灰心丧气、悲观失望都无济于事，还不如面对现实，积极治疗。我想了两个办法对付我的病，一是锻炼身体。我平时锻炼不够，住院后为了让血糖降低，便于手术，我开始每天爬楼梯，在病房的走廊上快步走。二是想干点别的事分散对疾病的恐惧。我着手修改我的一本书——《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让自己沉浸在写作的愉快中，就此赶走了对病的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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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2001年发现肺癌住院治疗时，我在思想上就比较积极了，想主动、自觉地去体会一下这病和医疗过程中的滋味，以便将来写到肺癌病人时有真实的，而不是想像出来的感受。我把这次住院当成上天赐给我的好机会。于是，我体会肺癌病人呼吸的困难：体会做气管镜的难言痛苦，体会手术后的疼痛，体会术后咳嗽的艰难，体会术后第一次下地行走的感受。此后我写了一组诗来记述这一切。我的诗可能写得不好，但它真实，是我的亲身体验。我敢说，我比那些没有得过癌症而要描写癌症患者的编剧、导演、演员们描写得更真实、更细腻。但我现在不想描述这些痛苦了，因为写痛苦，自己也要在感情上经受这些痛苦，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有比痛苦更值得写的东西!我要写生命和生活中的欢乐，不是那种浮丽的欢乐，是从生命、生活本身的有机部分中产生的、压抑不住的欢乐。虽然死亡是不可逾越的，但有价值的、有理想的生命是可以战胜死亡的。战胜对死的恐惧就是生命的胜利，人生应当永远高扬着欢乐的旗帜。我说过，我这个人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没正形”，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其实，我内心的痛苦谁知道?我只是用 “没正形”来对待疾病、苦难和厄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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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有忧郁，那是每天清晨的梦境，这大概是过去生活的遗韵。不过每日醒过神来，我又没心没肺没正形了。这使我对疾病也不放在心上。记得我在保定变压器厂劳改的时候被一纸公文又打成“五·一六”分子时，一位“革委会”的干部心疼地挖苦我，说我像耗子一样没记性，“摞爪就忘”，刚不挨整就自找乐趣没正形。我感谢我自己的“没正形”，让我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也正在度过我的病后青春。
我不是让大家没心眼儿，“辛苦麻木而生活”(鲁迅语)，我是希望我们在灾难、在人祸、在疾病面前高扬起欢乐的旗帜。人生只有一次，可以痛苦一生，也可以欢乐一生，一个积极、乐观、达观的人生会让你得到别人没有得到的感受，取得别人难以取得的成绩。
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创造生活的乐趣，这乐趣不是傻乐，是有理想、有成绩的劳动，这才是人类应当有的天性。杜甫说忠君爱国已经成了他的本性，正如向日葵朝阳一样，“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我们也应当如此，将热爱生活变成本性，永不更移。即使面对人生最后的大门，也要笑着踏进，这是何等自豪和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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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我没有一点名利思想，那是夸大其词，但不敢追求是真实的感受。我常常不理解一些人的自我包装，开始还认可他们是对自己的标榜，后来发现他们的言行、著作与他们的自我肯定不相符。初时还以为不是我弄错了，就是他们偶有失误，见得多了，才发现当今一些自诩为学者、专家、大师的人，不过是自我吹嘘。这一发现反而更增加了我的胆怯，生怕读者、观众认为我名不副实。我有时候也会忘形，但自得其乐时为多。过了花甲之年，我才回想起年轻时光我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随时都有被运动淹没的可能。我能幸运地走到今天，已经颇为满足了，有个病也不算什么。同时代的才子有很多，他们沧桑一生，老病缠身，我这“非才子”难道还要多求吗?所以，我从不在乎什么名利与地位，如此而已。这虽是题外话，但也与健康有关。知足常乐的心态可以帮助大家战胜疾病，恢复健康。
我现在对待疾病的观念和办法，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要乐观。心宽一寸，病退一尺。我的好几位病友是被害怕驱赶到不该这么早就去的地方的。第二，把病当朋友看，善待疾病。这个朋友不请自来，还有点小脾气，动不动就发作。你必须耐心地安抚它，不能跟它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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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昭光：苏教授这种做法就是把非正常的变成正常的，把无序的变成有序的。疾病应该是敌人，但是你化敌为友，跟它和平共处了，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日本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不要跟癌症抗争》，它提倡的也是这种观念，在您身上可以得到证明，这种观念还是很正确的。
苏叔阳：我认识几位日本电影剧作家，他们也得了癌症，他们见了我就说，我们跟你一样得了癌症，不要紧，咱们比赛，看谁活的时间长。
我觉得，健康问题、治疗问题的主体涉及两个群体，一方是病人和那些希望健康长寿的人们，另一方则是医生、医务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这两方的作用都很重要。尤其是治病，医患关系对于疾病的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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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昭光1939年生于福建厦门，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1—1983年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任访问学者。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卫生部心血管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苏叔阳1 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中医药大学任教。1978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现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国家一级编剧。
谁也不能保证这一生不得病。得了病以后；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疾病，结果会大不一样。如果一方面积极治疗，另一方面也不太把病当回事儿，你可能逐渐就恢复健康了；如果得了病就情绪消沉，又不积极配合治疗，很可能这个病人就此一蹶不振，彻底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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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正确对待疾病，医生正确对待病人，医患要同心。
洪昭光：我觉得苏教授特别棒，他患癌症这么多年，可看着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带病的健康人”。如果大家都用这种心态来对待疾病，肯定对战胜疾病、恢复健康是有好处的。战胜了自己就战胜了疾病。
苏叔阳：我住过几次医院，心情不一样。第一次住院是1960年我大学毕业时摘除扁桃体。那时我比现在年轻，不在乎有病没病的，觉得住院很新鲜，好玩儿。那时正处在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我住院的时候，护士长把儿科小患者吃不了的粥和饭分给我吃，让我觉得住医院是件很好的事。
第二次是因糖尿病住院，要在医院降血糖。那是在1988年。这次住院就觉得麻烦了，血糖总控制不住。第三次住院便是1994年春天，因肾癌住院。我很早便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得的是肾癌，也曾苦恼过；一是不愿承认事实，总幻想这是误诊；二是怕就此告别人世。后来想通了，倘若真的要死，那么哭、闹、灰心丧气、悲观失望都无济于事，还不如面对现实，积极治疗。我想了两个办法对付我的病，一是锻炼身体。我平时锻炼不够，住院后为了让血糖降低，便于手术，我开始每天爬楼梯，在病房的走廊上快步走。二是想干点别的事分散对疾病的恐惧。我着手修改我的一本书——《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让自己沉浸在写作的愉快中，就此赶走了对病的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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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2001年发现肺癌住院治疗时，我在思想上就比较积极了，想主动、自觉地去体会一下这病和医疗过程中的滋味，以便将来写到肺癌病人时有真实的，而不是想像出来的感受。我把这次住院当成上天赐给我的好机会。于是，我体会肺癌病人呼吸的困难：体会做气管镜的难言痛苦，体会手术后的疼痛，体会术后咳嗽的艰难，体会术后第一次下地行走的感受。此后我写了一组诗来记述这一切。我的诗可能写得不好，但它真实，是我的亲身体验。我敢说，我比那些没有得过癌症而要描写癌症患者的编剧、导演、演员们描写得更真实、更细腻。但我现在不想描述这些痛苦了，因为写痛苦，自己也要在感情上经受这些痛苦，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有比痛苦更值得写的东西!我要写生命和生活中的欢乐，不是那种浮丽的欢乐，是从生命、生活本身的有机部分中产生的、压抑不住的欢乐。虽然死亡是不可逾越的，但有价值的、有理想的生命是可以战胜死亡的。战胜对死的恐惧就是生命的胜利，人生应当永远高扬着欢乐的旗帜。我说过，我这个人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没正形”，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其实，我内心的痛苦谁知道?我只是用 “没正形”来对待疾病、苦难和厄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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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有忧郁，那是每天清晨的梦境，这大概是过去生活的遗韵。不过每日醒过神来，我又没心没肺没正形了。这使我对疾病也不放在心上。记得我在保定变压器厂劳改的时候被一纸公文又打成“五·一六”分子时，一位“革委会”的干部心疼地挖苦我，说我像耗子一样没记性，“摞爪就忘”，刚不挨整就自找乐趣没正形。我感谢我自己的“没正形”，让我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也正在度过我的病后青春。
我不是让大家没心眼儿，“辛苦麻木而生活”(鲁迅语)，我是希望我们在灾难、在人祸、在疾病面前高扬起欢乐的旗帜。人生只有一次，可以痛苦一生，也可以欢乐一生，一个积极、乐观、达观的人生会让你得到别人没有得到的感受，取得别人难以取得的成绩。
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创造生活的乐趣，这乐趣不是傻乐，是有理想、有成绩的劳动，这才是人类应当有的天性。杜甫说忠君爱国已经成了他的本性，正如向日葵朝阳一样，“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我们也应当如此，将热爱生活变成本性，永不更移。即使面对人生最后的大门，也要笑着踏进，这是何等自豪和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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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我没有一点名利思想，那是夸大其词，但不敢追求是真实的感受。我常常不理解一些人的自我包装，开始还认可他们是对自己的标榜，后来发现他们的言行、著作与他们的自我肯定不相符。初时还以为不是我弄错了，就是他们偶有失误，见得多了，才发现当今一些自诩为学者、专家、大师的人，不过是自我吹嘘。这一发现反而更增加了我的胆怯，生怕读者、观众认为我名不副实。我有时候也会忘形，但自得其乐时为多。过了花甲之年，我才回想起年轻时光我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随时都有被运动淹没的可能。我能幸运地走到今天，已经颇为满足了，有个病也不算什么。同时代的才子有很多，他们沧桑一生，老病缠身，我这“非才子”难道还要多求吗?所以，我从不在乎什么名利与地位，如此而已。这虽是题外话，但也与健康有关。知足常乐的心态可以帮助大家战胜疾病，恢复健康。
我现在对待疾病的观念和办法，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要乐观。心宽一寸，病退一尺。我的好几位病友是被害怕驱赶到不该这么早就去的地方的。第二，把病当朋友看，善待疾病。这个朋友不请自来，还有点小脾气，动不动就发作。你必须耐心地安抚它，不能跟它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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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昭光：苏教授这种做法就是把非正常的变成正常的，把无序的变成有序的。疾病应该是敌人，但是你化敌为友，跟它和平共处了，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日本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不要跟癌症抗争》，它提倡的也是这种观念，在您身上可以得到证明，这种观念还是很正确的。
苏叔阳：我认识几位日本电影剧作家，他们也得了癌症，他们见了我就说，我们跟你一样得了癌症，不要紧，咱们比赛，看谁活的时间长。
我觉得，健康问题、治疗问题的主体涉及两个群体，一方是病人和那些希望健康长寿的人们，另一方则是医生、医务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这两方的作用都很重要。尤其是治病，医患关系对于疾病的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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