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缘何而作之圣人因俗以制礼(二)
奥运来了，我们要在世人面前展示中华风彩，于是，所谓“礼仪”的东西备受重视。然而，犹如上轿了才想起梳妆打扮，这对于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应该是感到不好意思的事。几年前，我采访清华大学教授彭林的时候，他对礼的解释和理解让我深深感到：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真的抛弃了很多先古优良的文明。这不是一点即通的事，看看他的文章，你会有所感悟。
礼要培养人的健康的情感。人有喜怒哀乐，礼的作用在于，使之“发而皆中节”(《中庸》)，即恰到好处，而不对别人造成伤害，于是便有相应的种种规定。如丧事，古人重丧，以丧为礼之大端。人丧其亲，痛不欲生，哀毁无容。作为邻里、朋友，不应视而不见，我行我素，而应依礼助丧，至少要有悲戚、恻隐之心。《礼记·曲礼》对此有很详细的规定，如：“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古人舂米，喜欢唱送杵的号子，当邻里有殡丧之事时，应该默舂，并不在巷中歌唱，以示同哀之心。“望柩不歌”，望见灵柩，哀伤顿生，自然不歌。“临丧不笑”，临丧事，宜有哀色，笑则伤孝子之心。“适墓不登垄”，进入墓区，切不可踩坟头，这样最无敬重之心。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
中华文明，在古代即已声播海外，这种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本身的力量。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应该肯定，中国的礼乐文明对于改变这些地区的陋俗，加速向文明的演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俗到礼，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蕴，并赋予它鲜明的特色。这是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礼缘人情而作。大凡政治家在提出其社会学说时，为使其学说具有最强的针对性，往往着意寻求人类最普遍的特点。儒家对礼的理论探索，是从研究治世之道开始的。“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凡动，必顺民心，民心有恒。”《尊德义》说：“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儒家没有将人的血统、地域或种族的特征，而是将人性作为其治世之道的基础，认为要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顺应人性。所谓人性，如同水、马、土地的特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是人类最普遍的特征。对人性的把握，可以推己及人，并上推命与天道，而知所当施行的人道。
儒家将人性作为治道的基础和主体，提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理路，礼治思想发端于人情，“礼因人情而为之”。情是性的外显，情与性相为表里，道始于情就是始于性。所谓人性，即《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所说“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
儒家高扬人性，是对周公、孔子以来，周代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武王克商、殷周革命之后，周公鉴于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的口号，要求统治者“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奠定了人本主义的基础。孔子深化了周公的思想，倡行“仁”的学说，提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论题。而要爱人、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人性。《尊德义》说“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可导”的是人性，“不可强”的也正是人性。
子思学派从两个方面对孔子的天道观作发展：其一，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的渊源。“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天道无所不在，天道形诸于地，即为地道；形诸于水，即为水道；形诸于马即为马道；形诸于人，即为人道。因此，人性得自天命，人性即是天性。其二，是将性与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尽管其中少有玄学的成分，但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大戴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礼器》：“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礼记·礼运》：“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朱子说《中庸》立言之旨在于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可谓深得其要。
《中庸》“率性之谓道”，意即遵循常人之性，庶几乎就是道。儒家重亲亲之道，以孝悌为本，亦即以人性为本。《六德》云：“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成之闻之》云：“君子顺人伦以顺天德。”
儒家认为，所谓性，实际上是一种输出“情”的功能。性是人人都具有的“喜怒哀悲”之类的生物属性。喜怒哀悲之情以性为栖身之处，在没有外物影响时，深藏不露。一旦感于外物，深藏于性的情就会外显，情是外物作用于性的结果。所以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
情性与物，并非只是单向的直线反射关系，其间有“志”的作用。《性自命出》云：“凡心有志也。”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志”具有枢纽的作用。
《诗序》云：“在心为志。”《荀子·解蔽》：“志也者，藏也。”《为政》皇疏：“志者，在心之谓也。”朱熹云：“志者，心之所之之谓。”在情的外发过程中，有两种因素志决定情的方向或差异。一是物与性相交的程度。外力的强弱、疏密等因素，足以影响到情的走向。二是心在物、性交流过程中的导向作用。心为万虑之总，“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心对外物的感知与取项，主导着情的走向。心之所之，决定情之所之。君子成德，离不开志的作用，所以说“德弗志不成”。
《成之闻之》对心理定式做了极为真实、精彩的描述：“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心志要待物的作用而后作，作，兴起也。心志对物之诱情会进行判断，只有感到“悦”，“快于己者之谓悦”，也就是乐于接纳之，心志才会起而行之。这种悦而行之的过程经过多次的“习”，也就是重复，而后就会“定”，即形成心理定式，成为今后判断外物的经验。(未完，待续), http://www.100md.com(彭 林)
礼要培养人的健康的情感。人有喜怒哀乐，礼的作用在于，使之“发而皆中节”(《中庸》)，即恰到好处，而不对别人造成伤害，于是便有相应的种种规定。如丧事，古人重丧，以丧为礼之大端。人丧其亲，痛不欲生，哀毁无容。作为邻里、朋友，不应视而不见，我行我素，而应依礼助丧，至少要有悲戚、恻隐之心。《礼记·曲礼》对此有很详细的规定，如：“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古人舂米，喜欢唱送杵的号子，当邻里有殡丧之事时，应该默舂，并不在巷中歌唱，以示同哀之心。“望柩不歌”，望见灵柩，哀伤顿生，自然不歌。“临丧不笑”，临丧事，宜有哀色，笑则伤孝子之心。“适墓不登垄”，进入墓区，切不可踩坟头，这样最无敬重之心。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
中华文明，在古代即已声播海外，这种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本身的力量。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应该肯定，中国的礼乐文明对于改变这些地区的陋俗，加速向文明的演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俗到礼，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蕴，并赋予它鲜明的特色。这是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礼缘人情而作。大凡政治家在提出其社会学说时，为使其学说具有最强的针对性，往往着意寻求人类最普遍的特点。儒家对礼的理论探索，是从研究治世之道开始的。“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凡动，必顺民心，民心有恒。”《尊德义》说：“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儒家没有将人的血统、地域或种族的特征，而是将人性作为其治世之道的基础，认为要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顺应人性。所谓人性，如同水、马、土地的特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是人类最普遍的特征。对人性的把握，可以推己及人，并上推命与天道，而知所当施行的人道。
儒家将人性作为治道的基础和主体，提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理路，礼治思想发端于人情，“礼因人情而为之”。情是性的外显，情与性相为表里，道始于情就是始于性。所谓人性，即《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所说“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
儒家高扬人性，是对周公、孔子以来，周代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武王克商、殷周革命之后，周公鉴于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的口号，要求统治者“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奠定了人本主义的基础。孔子深化了周公的思想，倡行“仁”的学说，提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论题。而要爱人、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人性。《尊德义》说“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可导”的是人性，“不可强”的也正是人性。
子思学派从两个方面对孔子的天道观作发展：其一，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的渊源。“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天道无所不在，天道形诸于地，即为地道；形诸于水，即为水道；形诸于马即为马道；形诸于人，即为人道。因此，人性得自天命，人性即是天性。其二，是将性与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尽管其中少有玄学的成分，但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大戴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礼器》：“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礼记·礼运》：“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朱子说《中庸》立言之旨在于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可谓深得其要。
《中庸》“率性之谓道”，意即遵循常人之性，庶几乎就是道。儒家重亲亲之道，以孝悌为本，亦即以人性为本。《六德》云：“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成之闻之》云：“君子顺人伦以顺天德。”
儒家认为，所谓性，实际上是一种输出“情”的功能。性是人人都具有的“喜怒哀悲”之类的生物属性。喜怒哀悲之情以性为栖身之处，在没有外物影响时，深藏不露。一旦感于外物，深藏于性的情就会外显，情是外物作用于性的结果。所以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
情性与物，并非只是单向的直线反射关系，其间有“志”的作用。《性自命出》云：“凡心有志也。”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志”具有枢纽的作用。
《诗序》云：“在心为志。”《荀子·解蔽》：“志也者，藏也。”《为政》皇疏：“志者，在心之谓也。”朱熹云：“志者，心之所之之谓。”在情的外发过程中，有两种因素志决定情的方向或差异。一是物与性相交的程度。外力的强弱、疏密等因素，足以影响到情的走向。二是心在物、性交流过程中的导向作用。心为万虑之总，“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心对外物的感知与取项，主导着情的走向。心之所之，决定情之所之。君子成德，离不开志的作用，所以说“德弗志不成”。
《成之闻之》对心理定式做了极为真实、精彩的描述：“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心志要待物的作用而后作，作，兴起也。心志对物之诱情会进行判断，只有感到“悦”，“快于己者之谓悦”，也就是乐于接纳之，心志才会起而行之。这种悦而行之的过程经过多次的“习”，也就是重复，而后就会“定”，即形成心理定式，成为今后判断外物的经验。(未完，待续), http://www.100md.com(彭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