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问陪转：有准备的教育谈话技术(1)
〔摘要〕在众多校园危机事件中，师生冲突成为重要因素。现在的教师开展教育谈话存在情绪应对、经验应对和风险低估等问题。有准备的教育谈话引导教师按照“停、问、陪、转”的行为模式，将教育的自动反应状态转化为关怀反思状态，能够有效降低校园危机风险，帮助教师采用恰当的方式开展教育工作。
〔关键词〕校园危机；师生冲突；有准备教育谈话；关怀反思状态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07-0004-03
2013年，我们的校园危机管理团队处理了众多危机事件。在工作总结时，我们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学校将进入危机事件多发时期，师生冲突将成为危机事件主要原因[1]。从网络报道看，校园危机近年来呈现急剧增长态势，且由于学校应对方式和媒体曝光效应等原因，每次校园危机事件都将大众目光聚焦在教师某些教育行为上[2]。校园危机需要全体教职员工一起，从平时点滴工作做起，形成全员参与、全程管理的危机管理模式。我们在2014年初开展教师有准备教育谈话研究，研究成果《有准备教育谈话：设计与实施》刊于本刊2015年第六期，该文发表后，很多同行来信询问具体操作，现就有准备谈话的理论和技术做进一步说明，供大家讨论参考。
, http://www.100md.com
一、师生谈话的问题
每个学校都有所谓的教学常规，基本要求是：上课前每位老师都要精心备课，课后还要组织相关人员开展教学研讨。开展教育谈话的难度和艺术性不亚于教学活动，却少有教师在教育谈话前进行准备。当前学校教育单纯强调学生遵循学校规范和要求，教育谈话随意性大，教师缺少深思熟虑的省思和计划，具体表现出情绪应对、经验应对和风险低估等问题。
(一)情绪应对
教育谈话往往发生在学生行为与学校规章相冲突，教师开展教育惩戒工作时。学生违规行为背后都与其正常需求無法满足或者没有被照顾到有关。比如学生有异性交往、掌控生活、追求成就和个性等需求，这些需求表达有时会与强调规范的学校制度相抵触。面对这样的情境，教师一般会站在学校制度维护者的立场，关注学生行为对错，忽视学生需求满足，教育谈话往往会激起学生的情绪化反应，表现为顶撞教师或沉默不语，学生内心充满委屈、不平和愤怒。在这样的对峙中，教师自身也会陷入恼怒、焦虑和沮丧等情绪漩涡，师生关系陷入对抗、逃避或僵持状态[3]。
, 百拇医药
师生沟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任务，需要调动大量认知资源，形成智慧的处理方案。在大脑中，完成这项任务主要依靠叫做“新皮层”的大脑皮层发挥作用。“新皮层”能够综合我们自身和学生情况，考虑过往、当前和以后情况，做出较为理智和恰当的反应。可是当我们淹没在情绪浪潮中时，大脑中一个叫做“杏仁核”的部位会立刻接管所有能量和信息，干扰“新皮层”大脑功能，让我们出现自动化反应，这样情况叫做“情绪劫持”。此时教师的反应没有经过理智思考和反省，很难保证具有教育性和智慧性，甚至可能加剧师生冲突。
(二)经验应对
我们对于教师角色的认识主要来自社会教化。虽然社会民主和平等步伐不断加快，当代中国实际的教学思想和师生关系依然采取重权威的价值取向，比如课堂重教轻学，教师习惯按照教材宣讲；教育管理倾向于灌输和训斥，学生较少有机会提出异议，难以进行平等协商[4]。这些理念会在教师头脑中形成教师应该如何和学生应该如何的行事规则，比如教师应该对学生讲道理，应该维护学校纪律，应该保持自身尊严；学生应该尊重教师，应该服从教导，应该遵循学校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规则在日常教育中能够维持学校工作正常运转。
, 百拇医药
教师和学生的行事规则是大脑皮层神经元突触间反复联接后形成的固定通路。一旦通路建立，工作经验就会转变为思维定势。这意味着我们对学生和事件形成了相对恒定的看法和认识，无论学生发生什么改变，事件有多么复杂，我们依然主要依靠头脑中的想法和认识，对当前的情境做出经验性判断。教师开展教育谈话时，面对学生行为与我们自身思维不符时，经常发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和“现在的学生都是怎么了”的疑问和感叹，进而去寻求支持我们原有想法和信念的信息，却较少灵活地调整自身思维。固化的思维模式可能会无视当前的实际情况，成为师生沟通的阻碍。
(三)风险低估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风险评估上人们普遍存在偏差。具体表现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认为负性事件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概率要比正性事件低；认为非连续事件再次出现的概率要比连续事件低；并且始终对自己的判断保持过度自信倾向。教师职业具有一些特殊性，比如工作对象是较自己年幼且对自己具有依赖性的青少年，工作场所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工作性质和节奏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和周期性，工作任务较少创新和挑战，日常人际交往范围较为同质和狭窄。这样的工作特征和生活状态可能加剧教师的认知偏差和归因偏差，使教师进一步低估校园危机发生的概率。
, 百拇医药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人口流动加剧，社会充满竞争，家庭结构呈现多样化，学生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都变得疏远，学生在自信、乐观、复原力和坚韧等心理资本上都较为脆弱，心理保护性因素较少，在短时间高压力和高焦虑状态下，出现极端和冲动行为的概率正在加大。如果教师在教育谈话中没有危机意识，谈话不但无法化解危机，还可能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学生和教师都将沦为受害者。
二、有准备的教育谈话模式
让很多教师认识到平常谈话中存在的问题，本身就能极大地提升教师的危机风险意识。以往教师的教育谈话往往处在无意识的自动反应状态，有准备教育谈话能够促进教师将自动反应状态转化为关怀反思状态。为了帮助教师将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谈话行为，我们开发出“停、问、陪、转”的有准备教育谈话模式。
(一)停
所谓“停”指的是教师遇到学生表露出某些危机征兆时，能够识别到危机信号，并且对教育行为实施调控。我们团队对近两年来网络报道校园危机事件和我市学校危机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校园危机事件具有冲动性和突发性，要想降低风险几率，需要对事件和当事人进行缓冲，可以从事件、改变、感受和行为四个方面识别危机。, 百拇医药(徐莉亚?赵晶)
〔关键词〕校园危机；师生冲突；有准备教育谈话；关怀反思状态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07-0004-03
2013年，我们的校园危机管理团队处理了众多危机事件。在工作总结时，我们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学校将进入危机事件多发时期，师生冲突将成为危机事件主要原因[1]。从网络报道看，校园危机近年来呈现急剧增长态势，且由于学校应对方式和媒体曝光效应等原因，每次校园危机事件都将大众目光聚焦在教师某些教育行为上[2]。校园危机需要全体教职员工一起，从平时点滴工作做起，形成全员参与、全程管理的危机管理模式。我们在2014年初开展教师有准备教育谈话研究，研究成果《有准备教育谈话：设计与实施》刊于本刊2015年第六期，该文发表后，很多同行来信询问具体操作，现就有准备谈话的理论和技术做进一步说明，供大家讨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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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生谈话的问题
每个学校都有所谓的教学常规，基本要求是：上课前每位老师都要精心备课，课后还要组织相关人员开展教学研讨。开展教育谈话的难度和艺术性不亚于教学活动，却少有教师在教育谈话前进行准备。当前学校教育单纯强调学生遵循学校规范和要求，教育谈话随意性大，教师缺少深思熟虑的省思和计划，具体表现出情绪应对、经验应对和风险低估等问题。
(一)情绪应对
教育谈话往往发生在学生行为与学校规章相冲突，教师开展教育惩戒工作时。学生违规行为背后都与其正常需求無法满足或者没有被照顾到有关。比如学生有异性交往、掌控生活、追求成就和个性等需求，这些需求表达有时会与强调规范的学校制度相抵触。面对这样的情境，教师一般会站在学校制度维护者的立场，关注学生行为对错，忽视学生需求满足，教育谈话往往会激起学生的情绪化反应，表现为顶撞教师或沉默不语，学生内心充满委屈、不平和愤怒。在这样的对峙中，教师自身也会陷入恼怒、焦虑和沮丧等情绪漩涡，师生关系陷入对抗、逃避或僵持状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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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沟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任务，需要调动大量认知资源，形成智慧的处理方案。在大脑中，完成这项任务主要依靠叫做“新皮层”的大脑皮层发挥作用。“新皮层”能够综合我们自身和学生情况，考虑过往、当前和以后情况，做出较为理智和恰当的反应。可是当我们淹没在情绪浪潮中时，大脑中一个叫做“杏仁核”的部位会立刻接管所有能量和信息，干扰“新皮层”大脑功能，让我们出现自动化反应，这样情况叫做“情绪劫持”。此时教师的反应没有经过理智思考和反省，很难保证具有教育性和智慧性，甚至可能加剧师生冲突。
(二)经验应对
我们对于教师角色的认识主要来自社会教化。虽然社会民主和平等步伐不断加快，当代中国实际的教学思想和师生关系依然采取重权威的价值取向，比如课堂重教轻学，教师习惯按照教材宣讲；教育管理倾向于灌输和训斥，学生较少有机会提出异议，难以进行平等协商[4]。这些理念会在教师头脑中形成教师应该如何和学生应该如何的行事规则，比如教师应该对学生讲道理，应该维护学校纪律，应该保持自身尊严；学生应该尊重教师，应该服从教导，应该遵循学校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规则在日常教育中能够维持学校工作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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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学生的行事规则是大脑皮层神经元突触间反复联接后形成的固定通路。一旦通路建立，工作经验就会转变为思维定势。这意味着我们对学生和事件形成了相对恒定的看法和认识，无论学生发生什么改变，事件有多么复杂，我们依然主要依靠头脑中的想法和认识，对当前的情境做出经验性判断。教师开展教育谈话时，面对学生行为与我们自身思维不符时，经常发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和“现在的学生都是怎么了”的疑问和感叹，进而去寻求支持我们原有想法和信念的信息，却较少灵活地调整自身思维。固化的思维模式可能会无视当前的实际情况，成为师生沟通的阻碍。
(三)风险低估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风险评估上人们普遍存在偏差。具体表现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认为负性事件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概率要比正性事件低；认为非连续事件再次出现的概率要比连续事件低；并且始终对自己的判断保持过度自信倾向。教师职业具有一些特殊性，比如工作对象是较自己年幼且对自己具有依赖性的青少年，工作场所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工作性质和节奏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和周期性，工作任务较少创新和挑战，日常人际交往范围较为同质和狭窄。这样的工作特征和生活状态可能加剧教师的认知偏差和归因偏差，使教师进一步低估校园危机发生的概率。
, 百拇医药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人口流动加剧，社会充满竞争，家庭结构呈现多样化，学生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都变得疏远，学生在自信、乐观、复原力和坚韧等心理资本上都较为脆弱，心理保护性因素较少，在短时间高压力和高焦虑状态下，出现极端和冲动行为的概率正在加大。如果教师在教育谈话中没有危机意识，谈话不但无法化解危机，还可能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学生和教师都将沦为受害者。
二、有准备的教育谈话模式
让很多教师认识到平常谈话中存在的问题，本身就能极大地提升教师的危机风险意识。以往教师的教育谈话往往处在无意识的自动反应状态，有准备教育谈话能够促进教师将自动反应状态转化为关怀反思状态。为了帮助教师将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谈话行为，我们开发出“停、问、陪、转”的有准备教育谈话模式。
(一)停
所谓“停”指的是教师遇到学生表露出某些危机征兆时，能够识别到危机信号，并且对教育行为实施调控。我们团队对近两年来网络报道校园危机事件和我市学校危机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校园危机事件具有冲动性和突发性，要想降低风险几率，需要对事件和当事人进行缓冲，可以从事件、改变、感受和行为四个方面识别危机。, 百拇医药(徐莉亚?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