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性情绪相关影响因素研究述评(1)
〔摘要〕负性情绪是反映个体主观紧张体验与不愉快投入的一般性情绪维度,包含了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情绪体验。负性情绪的测量工具主要有ABS与PANAS。该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在年龄、人格特质以及文化因素等负性情绪的前因变量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今后在负性情绪的测量、相关影响变量的深层作用机制、调节与中介效应、负性情绪的干预,尤其是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干预等方面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负性情绪;PANAS;神经质;干预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09)10-0004-04
负性情绪(negative affect,NA),也称消极情绪,是具有负效价的情绪,它是反映个体主观紧张体验与不愉快投入的一般性情绪维度,包含了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情绪体验,如愤怒、耻辱、厌恶、内疚与恐惧等,低的负性情绪水平表示一种平静的情绪状态。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负性情绪可以被定义为适应性情绪。在人类的生存适应过程中,情绪常常与某些特定的行为或行为倾向相联系,不同的情绪会有不同的特定行为或行为倾向。我们的祖先在面对威胁时,愤怒产生攻击行为,恐惧促使个体逃跑,厌恶产生驱逐行为,等等。可以说,负性情绪的功能有利于人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环境中获得生存。因此,相对于正性情绪(positive affect),负性情绪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更加具有适应意义的产物[1、2]。
, http://www.100md.com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Diener E(1984)[3]指出,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情感体验包括了正性情绪(快乐、轻松等)和负性情绪(抑郁、焦虑、紧张等)两个方面。个体的情感体验是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的平衡,正性情绪对负性情绪的比值越大,主观幸福感越高。可见,负性情绪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成份,是直接影响人类心理和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对于负性情绪的深入研究与探讨是理解与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必要途径。
一、负性情绪的测量工具
1.Bradburn’s Affect Balance Scale(ABS)
该量表是基于Bradburn(1969)的主观幸福感理论开发的,由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组成。负性情绪分量表包含5道有关被试在过去几周内情绪状况的题项,被试以“是”与“否”的方式作答,“是”记1分,“否”记0分,量表总分在0~5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负性情绪越强。题目如下:“在过去几周内,你是否感觉难以平静?很孤独或者远离他人?无趣的?沮丧或不高兴?因受到他人的责备而心烦?”尽管一些研究者报告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重测信度,但内部一致性系数α并不理想。[1,4]并且,Macintosh(1998)在38个国家范围内针对该量表进行的一项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所获得的数据与Bradburn的模型都不能很好地拟合。[5]因此,该量表在使用过程中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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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1988年由Watson D[1]等人编制的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包含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量表。其中,负性情绪量表由10个描述负性情绪的形容词组成。采用Likter5点评分(从非常轻微或没有、较弱、中等、较强到极强),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某一时段内体验到的每种情绪的强度。
在量表编制过程中,Watson D等人分别考察了被试在“此刻”“今天”“过去几天”“过去几星期”“一年内”以及“总体上”等不同时间段内的情绪状况。在六种情况下,负性情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在0.84~0.87之间。8周后的重测信度,当考察“总体上”的状况时,达到0.71。总体来看,该量表的各项指标令人满意。目前,该量表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应用,并且也出现了只包含5个条目的PANAS的简化版本以及专门针对儿童的PANAS-C版本[6,7,8]。在国内,黄丽、张卫东等也分别以普通社区居民与大学生为被试修订了Watson D等人的PANAS[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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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
1.人口学变量
关于影响负性情绪的人口学变量,探讨最多的是关于年龄与负性情绪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比较一致的结论是,负性情绪几乎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11]。争论的焦点在于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发展特点。一系列研究表明,负性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在老年人当中也是如此,只是降低的幅度有所减缓[12,13]。这符合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的假设,老年人负性情绪的减少,是他们重构生活目标以使自己与他人的积极互动最大化以及消极互动最小化的结果[12]。也有研究者认为,从成年早期到晚期,负性情绪持续降低,但进入老年,这个趋势逐渐停止[13,14]。但是,老年人负性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上升的观点也获得了个别研究的支持[15]。
一些研究还考察了性别、婚姻等变量的单独影响以及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发现在负性情绪体验方面,女性比男性高,未婚者比已婚者高[13,16]。并且,Mroczek等人(1998)在一项对2700多名被试的研究中,控制了一些社会人口因素与人格因素之后,年龄与婚姻状况在男性的负性情绪上存在交互作用。对于已婚男性来说,从25岁到74岁,负性情绪急剧下降,而未婚男性在整个年龄段内都保持较高的负性情绪,女性的负性情绪与年龄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相关[11]。综合前人的相关研究,McNiel(2006)指出,收入、健康、婚姻状况、年龄与性别等人口学变量,每个所能解释的情绪变异不超过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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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特征
人在不同情境中会有一些典型的情绪反应,好消息使人感到高兴,在做重大决定前感到紧张,假期中感到放松,显然,当下的情境因素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虽然不如情境因素那么明显,但稳定的人格特质也能够预测个体的情绪反应[18]。
人格变量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已经获得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13,19,20,21]。DeNeve(1998)的一项元分析发现,神经质是负性情绪强有力的预测变量[22]。当前,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已经是公认的预测负性情绪的重要变量,而且可能是最好的预测变量。神经质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这一关系存在于儿童、青少年与成年人身上,并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有研究发现,神经质可以解释25%的负性情绪的变异,在有的研究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36%[17]。在控制了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神经质对负性情绪仍具有显著的预测力[23]。也有研究者考察了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责任性与经验开放性等特质对负性情绪的作用,结果表明,宜人性、责任性与负性情绪之间呈负相关,且对负性情绪也有一定的预测力[19,24]。
关于人格倾向(外倾性、神经质)与情绪(正性情绪、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型。一种模型认为外倾性只与正性情绪相关,不与负性情绪相关,神经质只与负性情绪相关,与正性情绪不存在相关。另一种模型认为,外倾性与神经质在预测情绪上存在交互作用,也就是说,神经质与情绪之间的关系还依赖于个体的外倾性水平。目前,这两个模型都获得了一些研究的支持[25]。, 百拇医药(廖友国)
〔关键词〕负性情绪;PANAS;神经质;干预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09)10-0004-04
负性情绪(negative affect,NA),也称消极情绪,是具有负效价的情绪,它是反映个体主观紧张体验与不愉快投入的一般性情绪维度,包含了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情绪体验,如愤怒、耻辱、厌恶、内疚与恐惧等,低的负性情绪水平表示一种平静的情绪状态。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负性情绪可以被定义为适应性情绪。在人类的生存适应过程中,情绪常常与某些特定的行为或行为倾向相联系,不同的情绪会有不同的特定行为或行为倾向。我们的祖先在面对威胁时,愤怒产生攻击行为,恐惧促使个体逃跑,厌恶产生驱逐行为,等等。可以说,负性情绪的功能有利于人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环境中获得生存。因此,相对于正性情绪(positive affect),负性情绪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更加具有适应意义的产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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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Diener E(1984)[3]指出,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情感体验包括了正性情绪(快乐、轻松等)和负性情绪(抑郁、焦虑、紧张等)两个方面。个体的情感体验是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的平衡,正性情绪对负性情绪的比值越大,主观幸福感越高。可见,负性情绪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成份,是直接影响人类心理和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对于负性情绪的深入研究与探讨是理解与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必要途径。
一、负性情绪的测量工具
1.Bradburn’s Affect Balance Scale(ABS)
该量表是基于Bradburn(1969)的主观幸福感理论开发的,由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组成。负性情绪分量表包含5道有关被试在过去几周内情绪状况的题项,被试以“是”与“否”的方式作答,“是”记1分,“否”记0分,量表总分在0~5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负性情绪越强。题目如下:“在过去几周内,你是否感觉难以平静?很孤独或者远离他人?无趣的?沮丧或不高兴?因受到他人的责备而心烦?”尽管一些研究者报告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重测信度,但内部一致性系数α并不理想。[1,4]并且,Macintosh(1998)在38个国家范围内针对该量表进行的一项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所获得的数据与Bradburn的模型都不能很好地拟合。[5]因此,该量表在使用过程中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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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1988年由Watson D[1]等人编制的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包含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量表。其中,负性情绪量表由10个描述负性情绪的形容词组成。采用Likter5点评分(从非常轻微或没有、较弱、中等、较强到极强),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某一时段内体验到的每种情绪的强度。
在量表编制过程中,Watson D等人分别考察了被试在“此刻”“今天”“过去几天”“过去几星期”“一年内”以及“总体上”等不同时间段内的情绪状况。在六种情况下,负性情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在0.84~0.87之间。8周后的重测信度,当考察“总体上”的状况时,达到0.71。总体来看,该量表的各项指标令人满意。目前,该量表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应用,并且也出现了只包含5个条目的PANAS的简化版本以及专门针对儿童的PANAS-C版本[6,7,8]。在国内,黄丽、张卫东等也分别以普通社区居民与大学生为被试修订了Watson D等人的PANAS[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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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
1.人口学变量
关于影响负性情绪的人口学变量,探讨最多的是关于年龄与负性情绪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比较一致的结论是,负性情绪几乎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11]。争论的焦点在于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发展特点。一系列研究表明,负性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在老年人当中也是如此,只是降低的幅度有所减缓[12,13]。这符合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的假设,老年人负性情绪的减少,是他们重构生活目标以使自己与他人的积极互动最大化以及消极互动最小化的结果[12]。也有研究者认为,从成年早期到晚期,负性情绪持续降低,但进入老年,这个趋势逐渐停止[13,14]。但是,老年人负性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上升的观点也获得了个别研究的支持[15]。
一些研究还考察了性别、婚姻等变量的单独影响以及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发现在负性情绪体验方面,女性比男性高,未婚者比已婚者高[13,16]。并且,Mroczek等人(1998)在一项对2700多名被试的研究中,控制了一些社会人口因素与人格因素之后,年龄与婚姻状况在男性的负性情绪上存在交互作用。对于已婚男性来说,从25岁到74岁,负性情绪急剧下降,而未婚男性在整个年龄段内都保持较高的负性情绪,女性的负性情绪与年龄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相关[11]。综合前人的相关研究,McNiel(2006)指出,收入、健康、婚姻状况、年龄与性别等人口学变量,每个所能解释的情绪变异不超过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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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特征
人在不同情境中会有一些典型的情绪反应,好消息使人感到高兴,在做重大决定前感到紧张,假期中感到放松,显然,当下的情境因素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虽然不如情境因素那么明显,但稳定的人格特质也能够预测个体的情绪反应[18]。
人格变量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已经获得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13,19,20,21]。DeNeve(1998)的一项元分析发现,神经质是负性情绪强有力的预测变量[22]。当前,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已经是公认的预测负性情绪的重要变量,而且可能是最好的预测变量。神经质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这一关系存在于儿童、青少年与成年人身上,并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有研究发现,神经质可以解释25%的负性情绪的变异,在有的研究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36%[17]。在控制了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神经质对负性情绪仍具有显著的预测力[23]。也有研究者考察了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责任性与经验开放性等特质对负性情绪的作用,结果表明,宜人性、责任性与负性情绪之间呈负相关,且对负性情绪也有一定的预测力[19,24]。
关于人格倾向(外倾性、神经质)与情绪(正性情绪、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型。一种模型认为外倾性只与正性情绪相关,不与负性情绪相关,神经质只与负性情绪相关,与正性情绪不存在相关。另一种模型认为,外倾性与神经质在预测情绪上存在交互作用,也就是说,神经质与情绪之间的关系还依赖于个体的外倾性水平。目前,这两个模型都获得了一些研究的支持[25]。, 百拇医药(廖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