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求助行为：研究现状及阶段－决策模型(2)
治疗恐惧(Treatment Fearfulness)是另外一个研究较多的因素。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治疗恐惧是妨碍心理求助的一个原因[22,25,26]。Kushner和Sher将治疗恐惧定义为由于对寻求和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不良预期而产生的一种主观上的忧虑。治疗恐惧会影响个体对治疗的选择态度[22]。Kushner和Sher对大学生和学校咨询中心的来访者进行调查，发现那些有寻求专业帮助的需要，但是并没有行动的“治疗回避者”治疗恐惧水平最高，其次是那些认为自己永远不需要心理治疗的被试，而那些需要治疗并且已经寻求了治疗的个体，治疗恐惧水平最低[26]。研究还发现正准备接受治疗的个体治疗恐惧水平要低于那些没有考虑过寻求专业治疗的人。此研究一方面表明治疗恐惧与回避治疗行为有关联，另一方面表明已有治疗经验对继后的求助态度有积极作用。Kushner和Sher分析出六种治疗恐惧：对尴尬的恐惧，对改变的恐惧，与治疗刻板印象相关的恐惧，与过去心理治疗系统治疗经验相关的恐惧，与特殊问题相联系的恐惧(例如，在系统脱敏法中所要经历的治疗刺激)，对社会成见的恐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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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iya，Good和Sherrod对心理求助态度与接受心理帮助的羞耻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7]。他们的研究发现，羞耻感与心理求助态度呈负相关，羞耻感越高，心理求助的态度就越消极。Zhang等人曾研究了对心理问题的认知与心理求助的关系。他们发现，对心理问题持有偏见的人经常将心理疾病知觉为躯体不适，以逃避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鉴定，而且即使当他意识到躯体的不适有心理原因时，由于担心消极的社会反应，也会避免暴露出来[28]。崔君红以中学生为被试，发现心理问题认知与求助态度有中度的正相关，即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越正确，越倾向于求助[23]。这几位研究者所发现的影响因素都跟当事人对于心理问题的社会性评价有关，前面Kushner等人关于治疗恐惧的分析中，有几种恐惧(如害怕尴尬和对社会成见的恐惧)也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因素虽然是个体变量，却反映着文化的影响。
最近，江光荣等发现另一个影响当事人求助行为的心理因素。这个因素是当事人有关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15]。余晓敏、江光荣提炼出两种不同的自我效能感[8]。其一是当事人处理个人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是指当事人知觉到自己存在心理问题时，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来处理的自我效能感。其二是当事人想要求助于专业治疗时，对于自己是否能做一个“好”当事人，从而取得积极治疗效果的自我效能感。这项研究引入了两种求助情境，一是假设的情境，一是真实的情境，假设情境是问被试“假如遇到”心理和情绪上的困扰，他求助心理咨询的意愿程度；真实情境是问被试“此时”他“因为心理困扰”求助于心理咨询的意愿程度。结果表明，被试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在真实求助情境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被试作为当事人的自我效能感在两种求助情境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这项研究还分别比较了几种心理变量对求助行为的影响，除自我效能感外，还有心理健康控制源、对社会成见的担心，以及当时的情绪状态，结果发现，自我效能感的效应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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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理求助行为研究中的局限
综观国内外对心理求助行为的一般研究和针对中国人求助行为的研究，可发现存在以下不足：
⑴在视角上，较多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较少心理学的视角。这表现为大量研究集中于人口统计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量，较少关注个人的和心理的变量。然而较近的研究表明，社会和文化的变量合在一起，对实际求助行为的解释比例仍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例如，Kung利用洛杉矶县1747名华裔社区居民的流行学调查资料分析发现，现实因素(如花费、时间、是否知道如何就医、语言等)比文化因素(如对心理治疗的相信程度、对心理问题的识别、害怕丢脸等)对受调查者寻求心理服务的影响更大[9]。如果分别考察现实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实际求助行为的关联，则只有现实因素可以预测实际求助行为，文化因素则不能够有效预测。而余晓敏、江光荣最近的研究发现，个体面对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这一心理学变量，对于求助意愿的解释力远高于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文化程度等变量[8]。这提示今后的研究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个人的、心理的变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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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在方法上，较多流行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较少心理学的方法。流行学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在获得宏观的、趋势的资料上较有所长，心理学的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则更能检验理论和解释现象。如果要较多地注意个人的、心理的变量，必须加强心理学的方法。
⑶在事实和理论的平衡上，较多事实的描述，较少理论的解释。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国内国外，还主要停留在搜求事实的阶段，在理论探索上较为薄弱。目前的研究，既缺乏反映研究现象独特性的概念，又缺乏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性解释，更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理论模型。
⑷在研究对象上，过分集中于大学生，对城市社区居民和乡村人口的研究很少。
⑸对本土中国人求助行为的特点、影响中国人心理求助行为的因素、中国文化对国人求助行为发生影响的方式和途径等问题的了解还十分不足。
鉴于以上不足，今后的研究应在以下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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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加强对求助行为的个别差异和心理原因的探讨。由于偏重文化和社会学的视角，此前对求助行为的研究较重群体间的差异。一个得到最多研究的主题是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了解同一文化内个体之间求助行为的差异助益不大。有三个理由要求加强求助行为个别差异的研究和求助行为的心理原因的研究：第一，研究求助行为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提高对个体求助行为的预测力，而只有在个体水平上的理解才能提高对个体求助行为的预测力；第二，有初步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人变量和心理变量对实际求助行为的解释力要高于社会学的变量和文化的变量。换言之，制约个体是否求助的原因更多是心理学的原因；第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最终很可能是转化为心理变量而发生作用，因此心理变量中可以反映出文化和社会因素的作用。
⑵加强理论研究。对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需要从理论的角度审视求助行为的个人意义，并设法了解影响个体求助的内外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此前的研究在获得诸如一般求助倾向，影响求助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环境变量等事实资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积累，今后的工作应该加强对心理求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特别要加强对解释变量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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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加强对大学生以外的人群的研究。此前的研究太过于集中于大学生样本，对于一般社区居民的研究较少。大学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求助倾向，以及对他们的求助行为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都不能无限制地推及其他人群。例如，对于心理求助的文化偏见，对大学生的影响显然不及对社区人群的影响。
5 心理求助的阶段-决策模型
为突破上述本领域的研究局限，笔者在文献分析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解释心理求助行为的理论模型。此模型被命名为“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
5.1 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的描述
心理求助行为定义：在阶段-决策模型中，个体的求助行为被定义为：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者以解决问题或解除痛苦为目的向个人之外的力量寻求帮助的过程。此定义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求助者”的外延被界定为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存在心理困扰而不自知。而不自知可能正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未能寻求专业帮助的原因。这些人应该被包括在研究对象之中，因为心理卫生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唤醒他们求助。第二，求助行为的目的是解决个人问题或心理痛苦。人类的求助行为有多种功能，有的求助是社交性的，如向某个特定的人求助以取得该人的好感。大量求助是非心理性的，如请求经济上、安全上的援助和保护。为避免歧义，需要限定所研究的行为是以解除心理痛苦或心理问题为目的的求助行为。第三，求助的对象是个人之外的力量。个人之外的力量可分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两类。人类因心理问题而求助，并不一定限于专业人员，更大量的助人行为是发生在亲人、友伴、师生、恋人……之间，向专业人员以外的人求助，也是很重要的求助渠道，因此应被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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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iya，Good和Sherrod对心理求助态度与接受心理帮助的羞耻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7]。他们的研究发现，羞耻感与心理求助态度呈负相关，羞耻感越高，心理求助的态度就越消极。Zhang等人曾研究了对心理问题的认知与心理求助的关系。他们发现，对心理问题持有偏见的人经常将心理疾病知觉为躯体不适，以逃避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鉴定，而且即使当他意识到躯体的不适有心理原因时，由于担心消极的社会反应，也会避免暴露出来[28]。崔君红以中学生为被试，发现心理问题认知与求助态度有中度的正相关，即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越正确，越倾向于求助[23]。这几位研究者所发现的影响因素都跟当事人对于心理问题的社会性评价有关，前面Kushner等人关于治疗恐惧的分析中，有几种恐惧(如害怕尴尬和对社会成见的恐惧)也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因素虽然是个体变量，却反映着文化的影响。
最近，江光荣等发现另一个影响当事人求助行为的心理因素。这个因素是当事人有关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15]。余晓敏、江光荣提炼出两种不同的自我效能感[8]。其一是当事人处理个人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是指当事人知觉到自己存在心理问题时，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来处理的自我效能感。其二是当事人想要求助于专业治疗时，对于自己是否能做一个“好”当事人，从而取得积极治疗效果的自我效能感。这项研究引入了两种求助情境，一是假设的情境，一是真实的情境，假设情境是问被试“假如遇到”心理和情绪上的困扰，他求助心理咨询的意愿程度；真实情境是问被试“此时”他“因为心理困扰”求助于心理咨询的意愿程度。结果表明，被试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在真实求助情境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被试作为当事人的自我效能感在两种求助情境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这项研究还分别比较了几种心理变量对求助行为的影响，除自我效能感外，还有心理健康控制源、对社会成见的担心，以及当时的情绪状态，结果发现，自我效能感的效应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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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理求助行为研究中的局限
综观国内外对心理求助行为的一般研究和针对中国人求助行为的研究，可发现存在以下不足：
⑴在视角上，较多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较少心理学的视角。这表现为大量研究集中于人口统计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量，较少关注个人的和心理的变量。然而较近的研究表明，社会和文化的变量合在一起，对实际求助行为的解释比例仍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例如，Kung利用洛杉矶县1747名华裔社区居民的流行学调查资料分析发现，现实因素(如花费、时间、是否知道如何就医、语言等)比文化因素(如对心理治疗的相信程度、对心理问题的识别、害怕丢脸等)对受调查者寻求心理服务的影响更大[9]。如果分别考察现实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实际求助行为的关联，则只有现实因素可以预测实际求助行为，文化因素则不能够有效预测。而余晓敏、江光荣最近的研究发现，个体面对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这一心理学变量，对于求助意愿的解释力远高于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文化程度等变量[8]。这提示今后的研究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个人的、心理的变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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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在方法上，较多流行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较少心理学的方法。流行学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在获得宏观的、趋势的资料上较有所长，心理学的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则更能检验理论和解释现象。如果要较多地注意个人的、心理的变量，必须加强心理学的方法。
⑶在事实和理论的平衡上，较多事实的描述，较少理论的解释。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国内国外，还主要停留在搜求事实的阶段，在理论探索上较为薄弱。目前的研究，既缺乏反映研究现象独特性的概念，又缺乏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性解释，更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理论模型。
⑷在研究对象上，过分集中于大学生，对城市社区居民和乡村人口的研究很少。
⑸对本土中国人求助行为的特点、影响中国人心理求助行为的因素、中国文化对国人求助行为发生影响的方式和途径等问题的了解还十分不足。
鉴于以上不足，今后的研究应在以下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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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加强对求助行为的个别差异和心理原因的探讨。由于偏重文化和社会学的视角，此前对求助行为的研究较重群体间的差异。一个得到最多研究的主题是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了解同一文化内个体之间求助行为的差异助益不大。有三个理由要求加强求助行为个别差异的研究和求助行为的心理原因的研究：第一，研究求助行为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提高对个体求助行为的预测力，而只有在个体水平上的理解才能提高对个体求助行为的预测力；第二，有初步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人变量和心理变量对实际求助行为的解释力要高于社会学的变量和文化的变量。换言之，制约个体是否求助的原因更多是心理学的原因；第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最终很可能是转化为心理变量而发生作用，因此心理变量中可以反映出文化和社会因素的作用。
⑵加强理论研究。对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需要从理论的角度审视求助行为的个人意义，并设法了解影响个体求助的内外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此前的研究在获得诸如一般求助倾向，影响求助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环境变量等事实资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积累，今后的工作应该加强对心理求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特别要加强对解释变量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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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加强对大学生以外的人群的研究。此前的研究太过于集中于大学生样本，对于一般社区居民的研究较少。大学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求助倾向，以及对他们的求助行为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都不能无限制地推及其他人群。例如，对于心理求助的文化偏见，对大学生的影响显然不及对社区人群的影响。
5 心理求助的阶段-决策模型
为突破上述本领域的研究局限，笔者在文献分析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解释心理求助行为的理论模型。此模型被命名为“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
5.1 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的描述
心理求助行为定义：在阶段-决策模型中，个体的求助行为被定义为：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者以解决问题或解除痛苦为目的向个人之外的力量寻求帮助的过程。此定义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求助者”的外延被界定为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存在心理困扰而不自知。而不自知可能正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未能寻求专业帮助的原因。这些人应该被包括在研究对象之中，因为心理卫生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唤醒他们求助。第二，求助行为的目的是解决个人问题或心理痛苦。人类的求助行为有多种功能，有的求助是社交性的，如向某个特定的人求助以取得该人的好感。大量求助是非心理性的，如请求经济上、安全上的援助和保护。为避免歧义，需要限定所研究的行为是以解除心理痛苦或心理问题为目的的求助行为。第三，求助的对象是个人之外的力量。个人之外的力量可分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两类。人类因心理问题而求助，并不一定限于专业人员，更大量的助人行为是发生在亲人、友伴、师生、恋人……之间，向专业人员以外的人求助，也是很重要的求助渠道，因此应被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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