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求助行为：研究现状及阶段－决策模型(3)
阶段-决策模型将心理求助视为一个内部决策过程。这个决策过程由一系列先后相继的反应构成，完整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决策内容。下面是对这三个阶段较详细的描述。
阶段一：可称为“问题知觉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产生对心理问题的知觉，即意识到自己是否有心理问题或是否有了麻烦。在个体知觉中，这可能表现为：“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我生病了”，“这是不正常的”，等等。可能个体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情绪、行为或个人效能方面有了问题，但也可能在没有意识到有心理问题之前，个体已经在困扰之中生活了很久，并以习惯了的应付方式生活，没有感觉到有心理问题，也不知道求助。导致个体产生问题知觉可能是某种契机，比如线索提示，偶然触发等等，例如其他人的类似问题和遭遇，他人的提醒，甚至文学作品或影视剧中的情节线索等等。一旦个体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心理问题，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阶段二：可称为“自助评估阶段”。自助评估即当事人评估个人是否有资源和能力来独立处理所面临的问题。这非常像Lazarus应激理论模型中的初级评估[29]。有几个变量会影响自助评估的结论，一是个体所希望的缓解目标；二是问题严重程度判断；三是个人所具有的应对资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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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所希望的缓解目标，就是这个人所期望的通过自助应该实现的目标，如感到不那么难受，高兴一些，改善人际关系等。个体会根据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来判断自我应对是否可行。凭经验可知，这些目标是非常个人化的。因此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如目标的个体或群体差异，目标的决定因素，目标跟问题性质及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等等。
个体对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即当事人对自己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的知觉和评估。研究者相信，当事人主观体验的痛苦程度是影响严重程度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而外，可能还有对问题的后果(结果)的严重性的判断。
个人应对资源的判断，主要是指当事人对自己解决或应付所遇困难的能力和经验的判断。在这个方面，个体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是一个关键变量。
严重程度的判断与应对资源的判断肯定会发生相互作用，但二者并不是同一判断，而是相对独立的过程。对于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当事人可能会参考社会一般看法或标准，如医学标准或社会常模标准。而应对资源判断纯粹是个人化的，它们跟个体的应对经验和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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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性评估的一些常见的表现形式有：“问题并不严重”，“我还能忍受”，“我能对付得了”等等。自助性评估的结论可能包括⑴我是不是可以独立靠自己来对付；⑵如果我不能自己处理，这问题可不可以放在那里不管(后果严重吗)？只有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时，当事人才可能想到求助于外在力量。这时进入第三阶段评估。
阶段三：他助评估阶段。他助指当事人寻求一切自己之外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行为。这些外援可能是家人、朋友、老师、领导等等，当然也可能是心理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他助评估是指在当事人已经决定求助于个人之外的力量之后，决定向哪一种外在力量求助的决策过程。
他助评估的首期工作内容之一，是搜索“可资利用的外在帮助资源”。搜索的结果是当事人在心里产生一份可求助对象的清单。接下来，当事人会对各个求助途径进行评估取舍。这一取舍过程存在相当大的个别差异。有的当事人会非常冷静地权衡各种条件、代价等因素，然后像做一个商业决策一样地做决定。有的当事人则比较冲动，可能在简单法则支配下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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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时当事人会用到的评判标准和“参数”可能包括以下数种：⑴便利性(帮助资源与当事人的时空接近程度)，⑵经济性(选择某个帮助资源要付出的“成本”：时间、金钱、社会形象、亲友情感负担(因自己的问题和求助而使亲友难过)、个人自尊等)，⑶有效性(对所求助的对象或途径的帮助效能估计)，⑷“受助者自我效能感”(当事人对于自己接受某个特定帮助时，能否做一个“好”的受助者的能力的知觉)，⑸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知觉(一般生活问题还是医学或心理学上的困难)，⑹问题行为的社会容认度(指在当事人知觉中，公众对于自己出现心理问题的容纳、接受程度)，⑺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指在当事人知觉中，公众对于自己因心理问题求助的容纳、接受程度)，和⑻以前的求助经验(可分为效果方面的经验和情感方面的经验，情感经验是指此前的求助给当事人留下的情感印象是积极还消极的)。
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在求助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出口”，一些选择。而向专业人员求助这一“出口”，是在第三个阶段的末端。只有前面所有出口都被“堵住”的情况下，当事人才会向专业机构和人员求助。笔者认为，这正是实践中求助于专业人员的比率低下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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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模型的特点
第一，此模型将聚焦点放在当事人的求助行为的内在过程上，并认为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做决策。当事人外显的求助行动是受内部过程支配的，真正重要的是内部过程。如前所述，心理求助研究中，传统上是比较重视文化和社会的角度，阶段-决策模型则明显是一个心理学的角度。笔者认为这个角度可能比文化-社会的角度更有实际意义，它能够从个体水平上解释求助行为，从而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并且，一些文化和社会变量的作用也可以通过转化为心理变量后的形式得到体现。
第二，阶段-决策模型将个体的心理求助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可根据决策内容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阶段。从文献看，此前研究者都疏忽了时间问题，把实际上在不同时间点发生作用的变量放在同一时间断面来处理。这样处理的结果，可能造成某些效应在统计上被抵消或被稀释。例如，当事人与求助有关的两种自我效能感——独立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和做好的受助者的自我效能感，如果不分时间点，这两个变量的效应都会被稀释，如果按上述三阶段模型考虑，独立处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主要于自助评估阶段起作用，做好的受助者的自我效能感主要在他助评估阶段起作用，分阶段检验时，其效应量会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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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决策模型的理论取向与社会认知理论比较一致。社会认知理论在方法论上采取现象学观点，重视当事人主观经验的作用，认为主观的现实是人的直接现实。在阶段-决策模型中，不少影响求助决策过程的内在变量都具有现象学的特征，例如“社会容认度”概念，被定义为当事人知觉中，其行为的社会认可-排斥程度。
5.3 基于模型的初步研究
夏勉、江光荣以上述阶段-决策模型为依据进行了一项研究[30]。研究的时间断面属于求助行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此阶段的当事人意识到自己有心理困扰，且不能自己有效解决，产生了向个人之外的力量求助的动机。被试包括两类对象，一是正在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大学生，另一是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但没有向咨询机构求助的大学生。选择这两类被试比较的设计思路是，检验上述第三阶段评估过程的影响变量是否真的能够将两类被试区分开。研究考察了三个预测变量：心理问题的个人责任归因、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和心理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结果发现，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和作为当事人的自我效能感都能够有效地区分两组被试。变量之间的关联情况是：个体知觉到的心理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越高，越倾向于求助；个体知觉到的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越高，越倾向于求助。这个结果在其设计限度内，完全支持心理求助的阶段-决策模型。
阶段-决策模型的提出是研究小组工作的一个重要进展。该模型中包含大量假设，检验这些假设是研究小组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任务。
[ 上 页 ] [ 下 页 ], http://www.100md.com(江光荣 夏 勉)
阶段一：可称为“问题知觉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产生对心理问题的知觉，即意识到自己是否有心理问题或是否有了麻烦。在个体知觉中，这可能表现为：“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我生病了”，“这是不正常的”，等等。可能个体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情绪、行为或个人效能方面有了问题，但也可能在没有意识到有心理问题之前，个体已经在困扰之中生活了很久，并以习惯了的应付方式生活，没有感觉到有心理问题，也不知道求助。导致个体产生问题知觉可能是某种契机，比如线索提示，偶然触发等等，例如其他人的类似问题和遭遇，他人的提醒，甚至文学作品或影视剧中的情节线索等等。一旦个体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心理问题，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阶段二：可称为“自助评估阶段”。自助评估即当事人评估个人是否有资源和能力来独立处理所面临的问题。这非常像Lazarus应激理论模型中的初级评估[29]。有几个变量会影响自助评估的结论，一是个体所希望的缓解目标；二是问题严重程度判断；三是个人所具有的应对资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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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所希望的缓解目标，就是这个人所期望的通过自助应该实现的目标，如感到不那么难受，高兴一些，改善人际关系等。个体会根据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来判断自我应对是否可行。凭经验可知，这些目标是非常个人化的。因此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如目标的个体或群体差异，目标的决定因素，目标跟问题性质及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等等。
个体对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即当事人对自己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的知觉和评估。研究者相信，当事人主观体验的痛苦程度是影响严重程度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而外，可能还有对问题的后果(结果)的严重性的判断。
个人应对资源的判断，主要是指当事人对自己解决或应付所遇困难的能力和经验的判断。在这个方面，个体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是一个关键变量。
严重程度的判断与应对资源的判断肯定会发生相互作用，但二者并不是同一判断，而是相对独立的过程。对于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当事人可能会参考社会一般看法或标准，如医学标准或社会常模标准。而应对资源判断纯粹是个人化的，它们跟个体的应对经验和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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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性评估的一些常见的表现形式有：“问题并不严重”，“我还能忍受”，“我能对付得了”等等。自助性评估的结论可能包括⑴我是不是可以独立靠自己来对付；⑵如果我不能自己处理，这问题可不可以放在那里不管(后果严重吗)？只有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时，当事人才可能想到求助于外在力量。这时进入第三阶段评估。
阶段三：他助评估阶段。他助指当事人寻求一切自己之外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行为。这些外援可能是家人、朋友、老师、领导等等，当然也可能是心理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他助评估是指在当事人已经决定求助于个人之外的力量之后，决定向哪一种外在力量求助的决策过程。
他助评估的首期工作内容之一，是搜索“可资利用的外在帮助资源”。搜索的结果是当事人在心里产生一份可求助对象的清单。接下来，当事人会对各个求助途径进行评估取舍。这一取舍过程存在相当大的个别差异。有的当事人会非常冷静地权衡各种条件、代价等因素，然后像做一个商业决策一样地做决定。有的当事人则比较冲动，可能在简单法则支配下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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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时当事人会用到的评判标准和“参数”可能包括以下数种：⑴便利性(帮助资源与当事人的时空接近程度)，⑵经济性(选择某个帮助资源要付出的“成本”：时间、金钱、社会形象、亲友情感负担(因自己的问题和求助而使亲友难过)、个人自尊等)，⑶有效性(对所求助的对象或途径的帮助效能估计)，⑷“受助者自我效能感”(当事人对于自己接受某个特定帮助时，能否做一个“好”的受助者的能力的知觉)，⑸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知觉(一般生活问题还是医学或心理学上的困难)，⑹问题行为的社会容认度(指在当事人知觉中，公众对于自己出现心理问题的容纳、接受程度)，⑺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指在当事人知觉中，公众对于自己因心理问题求助的容纳、接受程度)，和⑻以前的求助经验(可分为效果方面的经验和情感方面的经验，情感经验是指此前的求助给当事人留下的情感印象是积极还消极的)。
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在求助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出口”，一些选择。而向专业人员求助这一“出口”，是在第三个阶段的末端。只有前面所有出口都被“堵住”的情况下，当事人才会向专业机构和人员求助。笔者认为，这正是实践中求助于专业人员的比率低下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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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模型的特点
第一，此模型将聚焦点放在当事人的求助行为的内在过程上，并认为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做决策。当事人外显的求助行动是受内部过程支配的，真正重要的是内部过程。如前所述，心理求助研究中，传统上是比较重视文化和社会的角度，阶段-决策模型则明显是一个心理学的角度。笔者认为这个角度可能比文化-社会的角度更有实际意义，它能够从个体水平上解释求助行为，从而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并且，一些文化和社会变量的作用也可以通过转化为心理变量后的形式得到体现。
第二，阶段-决策模型将个体的心理求助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可根据决策内容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阶段。从文献看，此前研究者都疏忽了时间问题，把实际上在不同时间点发生作用的变量放在同一时间断面来处理。这样处理的结果，可能造成某些效应在统计上被抵消或被稀释。例如，当事人与求助有关的两种自我效能感——独立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和做好的受助者的自我效能感，如果不分时间点，这两个变量的效应都会被稀释，如果按上述三阶段模型考虑，独立处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主要于自助评估阶段起作用，做好的受助者的自我效能感主要在他助评估阶段起作用，分阶段检验时，其效应量会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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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决策模型的理论取向与社会认知理论比较一致。社会认知理论在方法论上采取现象学观点，重视当事人主观经验的作用，认为主观的现实是人的直接现实。在阶段-决策模型中，不少影响求助决策过程的内在变量都具有现象学的特征，例如“社会容认度”概念，被定义为当事人知觉中，其行为的社会认可-排斥程度。
5.3 基于模型的初步研究
夏勉、江光荣以上述阶段-决策模型为依据进行了一项研究[30]。研究的时间断面属于求助行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此阶段的当事人意识到自己有心理困扰，且不能自己有效解决，产生了向个人之外的力量求助的动机。被试包括两类对象，一是正在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大学生，另一是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但没有向咨询机构求助的大学生。选择这两类被试比较的设计思路是，检验上述第三阶段评估过程的影响变量是否真的能够将两类被试区分开。研究考察了三个预测变量：心理问题的个人责任归因、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和心理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结果发现，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和作为当事人的自我效能感都能够有效地区分两组被试。变量之间的关联情况是：个体知觉到的心理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越高，越倾向于求助；个体知觉到的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越高，越倾向于求助。这个结果在其设计限度内，完全支持心理求助的阶段-决策模型。
阶段-决策模型的提出是研究小组工作的一个重要进展。该模型中包含大量假设，检验这些假设是研究小组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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