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羞辱和歧视的概念及研究工具发展状况(3)
表基于Holzemer发展的艾滋病羞辱和歧视的概念框架，即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发生在三个主要的领域：社会和社区领域(environment)、工作和医疗卫生领域(health care)、个人感知领域(agent)(Holzemer,Uys，Makoae，et al.，2007)。前两个领域属于外在的羞辱和歧视，后一个属于内在的羞辱和歧视。该量表经过严格的质性研究获得条目池，预试验修订条目，以及大样本(1477例)的信效度检验，最终形成了33个条目，共6个维度，分别为言语诽谤(Verbal abuse)、负性自我感知(Negative self-perception)、卫生服务的漠视(Healthcare neglect)、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害怕传染(Fear ofcontagion)、工作歧视(Workplace stigma)。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0.90，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但重测信度未报道。并且，由于5个国家社会文化的差异，一些条目在做因素分析时会归于不同的维度。与Berger的量表相比，该量表有2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测量了感染者近期(过去3个月)所经历的羞辱和歧视以及内心的感受，而Berger的量表没有时间的界定。由于全世界对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干预措施，加之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的治疗，其状况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所以感染者近期所经历的羞辱和歧视与几年前可能有所不同。二是量表条目的形成采用了严格的质性研究，即通过对感染者的深入访谈发展条目池，并让感染者对条目的可读性进行评价，比Berger的只有专家发展条目池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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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Fife的社会影响量表
应用较多的另一个量表是Fife和Wright于2000年编制的“社会影响量表”(Social Impact Scale)，最早应用于癌症病人和HIV感染者(共206人)，测量疾病相关的羞辱和歧视是否受疾病种类的影响(Fife＆Wright，2000)。量表的编制是基于对临床专家和测量对象的访谈形成条目池，再经因素分析等统计学处理而形成。该量表包括24个条目，分4个维度，分别为社会排斥(social reject)、经济无保障(financial insecurity)、内心羞辱(internalizedshame)和社会孤立感(social isolation)。社会排斥和经济无保障代表感知到的羞辱和歧视，内心羞辱和社会孤立感代表自我的羞辱和歧视。该量表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好(0.85～0.90)，但结构效度和重测信度未报道。此后，Kang等人(2005)运用此量表时对其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有20个条目，共5个维度，分别为社会排斥(socialrejection)、负性自我价值(negative self-worth)、人际关系不安全感(perceived interpersonal insecurity)、经济无保障(financial insecurity)和担心公开(discretionary disclosure)。该修订后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0.92，但结构效度和重测信度仍未报道。由于Kang等人将该量表翻译成了中文，多次在美国的亚裔人群和太平洋岛国居民中应用(Kang，Rapkin＆DeAlmeida，2006；Kang，Rapkin，Remien，Melins＆Oh，2005)，故对量表的汉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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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艾滋病自我羞辱和歧视的测量
在上述感知的羞辱和歧视的测量中，通常有1个维度测量的是自我羞辱和歧视。一些研究者在单独讨论自我羞辱和歧视时就从中选择1个维度或几个条目(Lee et al.，2002；Simbayi et al.，2007)。
自我羞辱和歧视对感染者心理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受到的(外在的)和感知到的羞辱和歧视(Luoma et al.，2007)。因此，最近Sayles等人(2008)比较规范地单独发展了艾滋病自我羞辱和歧视量表(Internalized HIV Stigma Scale)。该量表共有28个条目，分为4个维度，即偏见(stereotypes)、担心公开(disclosure concerns)、社会关系(social mlationshi)和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6～0.91，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样本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但样本量稍小(20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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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Steward和Herek等人(2008)在印度人群中(229例)发展的艾滋病羞辱和歧视量表，以平行对比性的条目(10个条目)测量HIV感染者的自我羞辱和歧视(internalized stigma)、实际经历的羞辱和歧视(enacted stigma)、感知到的羞辱(feltnormative stigma)和歧视以及“替代的”羞辱和歧视(vicarious stigma)。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0.94，重测信度和量表效度未报道。该量表客观地比较了艾滋病羞辱和歧视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与当地的文化背景相结合，易采取针对性较强的干预措施。例如该人群的测量结果显示，感知到的以及自我羞辱和歧视远远高于实际受到的羞辱和歧视，从而使感染者不敢公开病情，逃避治疗，变得抑郁、焦虑等；因此，如何改善相关体制、如何使感染者正确积极地看待疾病和自己、如何使感染者敢于公开自己的病情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则是该人群干预的主要策略。
2.3艾滋病外在羞辱和歧视的测量
, 百拇医药 2.3.1单维度的量表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研究艾滋病相关的羞辱和歧视，有较多的问卷和量表，包括对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KAP)的调查(Herek et a1，，2002；Herek，Capitanio＆Widaman，2003；Lau,Choi，Tsui＆Su，2007)，但只有少数是按心理学量表进行评定。Kalichman等人对非洲5个地区2000多人进行访谈和调查，发展了9个条目的艾滋病羞辱和歧视简易量表(AIDS-related Stigma Scale)，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0.75，一个月重测信度相关系数为0.68，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会聚效度和离散效度(Kalichman eta1，，2005)。以上均为单条目或多条目单维度的艾滋病歧视的测量。
2.3.2多维度的量表
Celentano等人于2004年在泰国和津巴布韦普通人群中发展了一个多维度的量表，共22个条目，3个维度，分别为：责怪和社会歧视(shame，blame andsocial isolation)、认为社会对感染者采取的歧视行为, http://www.100md.com(李现红 何国平 王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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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Fife的社会影响量表
应用较多的另一个量表是Fife和Wright于2000年编制的“社会影响量表”(Social Impact Scale)，最早应用于癌症病人和HIV感染者(共206人)，测量疾病相关的羞辱和歧视是否受疾病种类的影响(Fife＆Wright，2000)。量表的编制是基于对临床专家和测量对象的访谈形成条目池，再经因素分析等统计学处理而形成。该量表包括24个条目，分4个维度，分别为社会排斥(social reject)、经济无保障(financial insecurity)、内心羞辱(internalizedshame)和社会孤立感(social isolation)。社会排斥和经济无保障代表感知到的羞辱和歧视，内心羞辱和社会孤立感代表自我的羞辱和歧视。该量表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好(0.85～0.90)，但结构效度和重测信度未报道。此后，Kang等人(2005)运用此量表时对其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有20个条目，共5个维度，分别为社会排斥(socialrejection)、负性自我价值(negative self-worth)、人际关系不安全感(perceived interpersonal insecurity)、经济无保障(financial insecurity)和担心公开(discretionary disclosure)。该修订后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0.92，但结构效度和重测信度仍未报道。由于Kang等人将该量表翻译成了中文，多次在美国的亚裔人群和太平洋岛国居民中应用(Kang，Rapkin＆DeAlmeida，2006；Kang，Rapkin，Remien，Melins＆Oh，2005)，故对量表的汉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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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艾滋病自我羞辱和歧视的测量
在上述感知的羞辱和歧视的测量中，通常有1个维度测量的是自我羞辱和歧视。一些研究者在单独讨论自我羞辱和歧视时就从中选择1个维度或几个条目(Lee et al.，2002；Simbayi et al.，2007)。
自我羞辱和歧视对感染者心理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受到的(外在的)和感知到的羞辱和歧视(Luoma et al.，2007)。因此，最近Sayles等人(2008)比较规范地单独发展了艾滋病自我羞辱和歧视量表(Internalized HIV Stigma Scale)。该量表共有28个条目，分为4个维度，即偏见(stereotypes)、担心公开(disclosure concerns)、社会关系(social mlationshi)和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6～0.91，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样本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但样本量稍小(20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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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Steward和Herek等人(2008)在印度人群中(229例)发展的艾滋病羞辱和歧视量表，以平行对比性的条目(10个条目)测量HIV感染者的自我羞辱和歧视(internalized stigma)、实际经历的羞辱和歧视(enacted stigma)、感知到的羞辱(feltnormative stigma)和歧视以及“替代的”羞辱和歧视(vicarious stigma)。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0.94，重测信度和量表效度未报道。该量表客观地比较了艾滋病羞辱和歧视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与当地的文化背景相结合，易采取针对性较强的干预措施。例如该人群的测量结果显示，感知到的以及自我羞辱和歧视远远高于实际受到的羞辱和歧视，从而使感染者不敢公开病情，逃避治疗，变得抑郁、焦虑等；因此，如何改善相关体制、如何使感染者正确积极地看待疾病和自己、如何使感染者敢于公开自己的病情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则是该人群干预的主要策略。
2.3艾滋病外在羞辱和歧视的测量
, 百拇医药 2.3.1单维度的量表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研究艾滋病相关的羞辱和歧视，有较多的问卷和量表，包括对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KAP)的调查(Herek et a1，，2002；Herek，Capitanio＆Widaman，2003；Lau,Choi，Tsui＆Su，2007)，但只有少数是按心理学量表进行评定。Kalichman等人对非洲5个地区2000多人进行访谈和调查，发展了9个条目的艾滋病羞辱和歧视简易量表(AIDS-related Stigma Scale)，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0.75，一个月重测信度相关系数为0.68，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会聚效度和离散效度(Kalichman eta1，，2005)。以上均为单条目或多条目单维度的艾滋病歧视的测量。
2.3.2多维度的量表
Celentano等人于2004年在泰国和津巴布韦普通人群中发展了一个多维度的量表，共22个条目，3个维度，分别为：责怪和社会歧视(shame，blame andsocial isolation)、认为社会对感染者采取的歧视行为, http://www.100md.com(李现红 何国平 王红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