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明 吴龙昌

    (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1 引言

    环境问题日渐突出,这不但使得普通居民对生态环境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Chang & Wu,2015),也驱动着学者们对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缓解人类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中的亲环境行为是指人们使自身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尽量降低的行为(Kollmuss & Agyeman,2002),它包括绿色购买(green purchase) (Arvola et al.,2008; Jiang &Kim,2015)、减少消费(reducing consumption) (Iyer& Muncy,2009)、绿色出行(green travel) (Carrus,Passafaro,& Bonnes,2008)、回收行为(recycling behavior) (Chaisamreja & Zimmerman,2014)等。此外,该研究领域中的分析对象还包括由多种行为所组成的一般亲环境行为(Kals,Schumacher,&Montada,1999; Mayer & Frantz,2004)。在亲环境行为研究领域,学者们最感兴趣的主题就是挖掘“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它们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已研究的影响因素可细分为18类,其中包括童年经历、世界观、自我控制感、社会阶层和所处文化环境等等(Gifford & Nilsson,2014)。但总体而言,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还是集中在人口统计变量和心理变量,并且后者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理是广大研究者目前的关注焦点。概括地说,亲环境行为研究中的心理变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知层面的心理变量,另一类是情感层面的心理变量。早期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是认知因素(例如知识水平和经济合理性)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忽视了情感因素的作用(Peattie,2010),导致很多研究文献(特别是早期文献)并未把情感因素作为一个主要变量纳入到研究当中(Han,Lerner,& Keltner,2007)。但是,Almeida,Altintzoglou,Cabral和Vaz(2015)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认知水平的高低和亲环境行为并没有明显的关联性,并且近年来的不少实证研究在同时分析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效应后发现,后者对行为的解释力显著高于前者(Kanchanapibul,Lacka,Wang,&Chan,2014; Meneses,2010),它能够为亲环境行为研究提供一条崭新的路径,即从传统的理性动机分析发展到情感驱动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