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欣然 任孝鹏 徐 江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39)

    1 引言

    同一文化内部不同地区间集体主义差异近来广受关注(苏红, 任孝鹏, 2014)。如 Varnum 和Kitayama (2011)通过常见名字百分比发现美国东部较西部民众的独立性偏弱。Yamawaki (2012)通过测量5个客观指标分析出日本集体水平高的县多位于北部和中部, 而个体水平高的县则主要分布于政府管辖的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

    中国内部也存在集体主义差异。van de Vliert,Yang, Wang和Ren (2013)发现气候不舒适且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集体主义倾向更强, Talhelm等人(2014)发现种植水稻的地区集体主义倾向更强。然而, 这两项研究关于中国内部集体主义差异的结论并不一致。如在Vliert等人的气候?经济理论中,气候适宜度较弱、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黑龙江省,集体主义较强, 而在 Talhelm等人的大米理论中,小麦种植面积占比较大的该省份, 个体主义较强。这种出入提醒我们, 中国内部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中国从北至南跨越了北温带到热带的诸多温度带, 而这些温度带上的地理生态、生活方式都有着鲜明的区别。春秋战国时, 齐国晏婴使楚, 就有“橘生淮南为橘, 生于淮北为枳”的说法,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使用 “江淮以南”、“泗水以北”来描述不同地区的生活, 唐诗宋词中更常见对“江南”、“塞北”不同生活的描写。而按照社会生态理论, 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会通过生产方式等要素影响当地的社会?文化体系(Georgas & Berry,1995), 进而作用于人们的心理过程(Paciotti,Hadley, Holmes, & Mulder, 2005), 也就是说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

    再者从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口学的角度看,自春秋战国时代起, 由于各中原政权开拓疆域或躲避北方游牧民族侵袭的需要, 以及普通民众躲避战乱、瘟疫和税赋等方面的因素, 中国南方地区不断得到开发, 而随着原中国北方地区人口的大量迁入, 尤其是以晋末“永嘉之乱”和“南宋异都”为代表的士大夫和世族大家等社会精英阶层的大批南移,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或者说“中原文化”, 其中心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向南移动, 并最终在南宋及其后世, 使得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原文化的重心所在;而北方地区则屡次被文化相异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 中原文化对其的影响反而在中原人口南迁、汉胡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