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武汉 430072)

    1 前言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作为“一种低强度的、意图模糊的和违背组织尊重规范的人际越轨行为”(Andersson&Pearson,1999),其发生通常会带来很多消极的结果。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给接收者带来的消极结果(表1对此进行了梳理)。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会增加接收者的压力水平,引起接收者的消极情绪和情感以及不良的应变行为。在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对接收者应变行为的影响过程中,接收者的消极认知(比如,人际不公平知觉)和消极情绪具有中介作用,且个人特征(比如,情绪智力、情绪稳定性、归因、心理弹性、应对策略和自我评价等)和环境因素(比如,社会支持、团队规范和共享无礼行为等)起调节作用。此外,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对接收者应变反应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比如,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男性观察者报告的不公平知觉(M iner&Cortina,2016),愤怒、恐惧和焦虑情绪更多(M iner&Eischeid,2012);而对于女性观察者而言,观察到的无礼行为与幸福感的直接关系更强(M iner&Cortina,2016),且表现出更多的士气消沉(M iner&Eischeid,2012)。

    不仅如此,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发出者也会受到该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表2对此进行了梳理)。自Andersson和Pearson(1999)提出无礼行为的“螺旋上升效应”,探讨无礼行为的恶化升级——表现为无礼行为和强度更大、意图更明显的人际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是现有研究的一大热点(Beattie&G riffin,2014;Lim,Cortina,&M agley,2008;Wu,Zhang,Chiu,Kwan,&He,2014)。消极的互惠规范是理解无礼行为恶化升级的重要因素,它强调人们必须对他人的虐待进行回报,即报复是对虐待的适合反应,因为它有助于维持发出者和接收者双方力量的平衡,确保人际交往中的公平性(Wu et al.,2014)。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会通过接收者的消极情绪激发接收者煽动指向发出者的报复行为,包括基于互惠的无礼行为和强度更大的人际越轨行为的相关形式。外部因素中,时间在无礼行为恶化升级的消极互动中具有调节作用,无礼行为只在较短的时间内预测指向发出者的报复行为。另外,性别、组织氛围也是无礼行为螺旋上升的重要调节变量(Meier&Gross,2015)。当组织容忍无礼行为时,男性体验到无礼行为后更有可能实施互惠的报复性无礼行为。女性的无礼行为体验与增加的无礼行为实施相关,但不受无礼氛围的影响(Gallus,Bunk,Matthews,Barnes-Farrell,&Magley,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