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作者认为，在反腐的制度设计中不能仅仅立足于性恶论，只有制度同时立足于性善论，甚至更偏重于弘扬善举，制度才有可能推动社会不断向善。作者从商鞅变法的成败中进行了反思，指出公正的评价商鞅变法，就不要过于偏重变法的成功，更要重视变法造成的弊端。作者最后提出，反腐倡廉，既要有刑罚之威，又要有礼乐之化。

    关键词：反腐败；制度设计；性善论；商鞅变法；礼乐

    一

    孔子有一段名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段話，值得我们在反腐斗争中重温。

    长期以来，学界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法治建立在性恶假设基础上。许多人振振有词地强调，西方的法治，假定人是恶魔，所以才有了完善的法律体系，用来对人性之恶加以限制。而且引用霍布斯、休谟、洛克等人的论断作为依据。引用较多的，就是休谟的“无赖假设”。所谓无赖假设是这样一段话：“政治家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休谟政治论文选》)还有些学者，不但引用休谟，而且引用孟德斯鸠、汉密尔顿。例如，《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在讨论分权制衡时就有这样的论断：“如果人都是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