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文艺后外交”的日子里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舞人,文化交流——对外演出是我艺术生涯中的重要内容。建国初期,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之外,争取到非建交国进行演出——宣传新中国,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的特殊使命。对此,周总理有一句十分概括的话:“先文艺,后外交”。如今,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不断丰富与拓展是当年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先文艺,后外交”的日子里那些鲜为人知的特殊经历,却很难忘却,呼之即出……一、首赴东瀛展新姿
1958年,我随中国歌舞团访问日本。这是中日建交前,访问日本的第一个中国歌舞团(此前——1956年只有以梅兰芳、李少春先生为首的中国京剧团访问过日本)。通过日本进步朋友的多方努力,以《每日新闻》的名义出面邀请,几经周折终于成行。
歌舞团的组成以中央歌舞团(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歌舞团)为主体,舞蹈大都是历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全国汇演的获奖节目,如:《红绸舞》、《荷花舞》、《飞天》、《孔雀舞》、《龙舞》、《狮子舞》等;为加强歌唱力量,特别借调当时十分走红的《小乖乖》首唱者——云南著名歌唱家黄虹及四川的几位歌唱家加盟,著名音乐家吕骥任团长,著名古琴家查阜西任艺术指导,全团约60人,阵容强大、装备精良,出访前不仅精益求精地进行排练并且进行了形势、政策教育——陈毅、廖承志等同志亲自作报告。演出取得了轰动效应是意料之中的,一些幕后“故事”却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特殊环境。
带礼帽的“张老板”领我们过罗湖
那时中日不通航须路经香港,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的行动与身份要保密。全团先在广州集中,然后分期分批通过罗湖桥到香港。为了行动安全、严密,60多人化整为零编成了男女搭配的“互助组”,领导嘱咐我们:一出关再不要互称“同志”而要改称“小姐”、“先生”(那个时期,是不兴这种称呼的,我们须特别注意改口)。桥对面有一位带礼帽的“张先生”来接我们,他的公开“身份”是“××贸易公司经理”,接头时如果一切符合上述规定,就跟他走不必多嘴。我们那时都很年轻,对这种“地下工作者”式的接头方法,感到既新鲜又刺激,大家都严守纪律,过关十分顺利。
“带礼帽的张先生”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干部,全团以这种方式用了三天时间才分期安抵香港。当我们坐着巴士到达半山的一座建筑物——香港新华社驻地时,“张先生”松了一口气说:“到家了!”在这里我们受到了隆重而热情的接待,主人不仅在并不宽敞的驻地,为全团60来人腾出了足够的住房,而且每日的伙食十分可口。为了感谢香港新华社同志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在大厅里专门搞了一场联欢演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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