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下旬，解放战争的局势急转直下。“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签字后，我不顾淋巴结核伤口未愈，急如星火地从平山南庄日夜兼程赶赴北平。我沿着沧石路赶到天津，到处打听北平的情况和军管会的所在，可谁也说不清楚。无奈只好去找黄敬同志，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他也不了解北平的情况，只说丰台已经解放，要我去丰台找找看。我从天津坐火车到丰台已是下午。找到丰台军管分会，他们也说不清军管会到底在哪里，只说大概在青龙桥一带。我和同行的同志商定，由我雇一辆三轮车，先去青龙桥一带打听，找到军管会后再派车来接他们。同行的一位东江纵队的同志怕我独身一人不安全，把他佩带的手枪交给我，作为防身之用。我穿了一身灰棉军装，盖上一条军毯，在暮色苍茫中匆匆上路。

    车行半路，夜幕渐沉，马路边的林莽中时时有自东而西穿行而出的军队，昏茫中也辨认不出“敌”我。中途进入一个村庄，村口有持枪的岗哨拦截盘问，我误以为是解放军，忙问：“同志，找军管会怎么走？”那岗哨嘿嘿冷笑，并不置答，幸好没有留难。出了村，我才恍悟，这是傅(作义)部从城内撤出的军队。

    到了青龙桥，果真军管会就在那里，我大喜过望，忙请孙国梁同志派车去丰台接同行的人。谁知到了夜半，空车返回，去人说同行的人都不见了，我只好焦急地等待消息。凌晨两三点钟，同行的老老小小二三十人却自己找了一辆卡车赶来青龙桥。原来他们在丰台久候不耐烦，又误听军管会已入城的消息，便坐了车一路开进城，从永定门一直转到中南海，东南西北城都找遍了，畅行无阻地周游一圈又转了出来。我埋怨他们，他们却为先期入“城”而自鸣得意。

    当夜，草草入睡。第二天上午去见彭真同志，他正与一些同志紧张地部署入城的工作。见我去了，有几位同志便征询我的意见：入城以后，市委与军管会安置在何处为宜？我建议可从铁狮子胡同、东交民巷使馆区、顺承王府选择，中南海恐需留待中央使用。当即决定由韩钧、王甫等同志进城勘察。他们果然选中了旧德国使馆、旧日本使馆和兵营，从此奠定了市委领导机关所在的位置。

    1月29日(正是旧历正月初一)，我们于夜间从青龙桥入城。那一年的冬天是否寒冷、春节又是什么景象，不但现在回忆不起来，即在当时也全不在意，心里只是充满了解放古城的欢畅，热气腾腾驱散了寒冷。

    车子一直开到旧德国大使馆，大家匆匆安置。就像打游击时号房子一样，随便安置，都无话说。市委办公室安排在一进大门路东的一栋房子，正厅很大，开干部会可以用，跳舞也可以用，正厅的后面是一间会客室。正厅南面一排房，顺次自西而东，最西面的是办公室秘书值班室；接连一间长方形的敞厅，是市委开会的房子；再里面是彭真同志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