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坦白书自评：拙笑难倩兮，弯目难盼兮，却真善美兮余所求。

    徐城北：电影、话剧、京戏，一生走马“三栖”。人讥“不务正业”，他却回头一笑：“吾之正业，恰在不务正业之中。”

    “坦白”是多美好的字眼，我从小就喜欢它，好像有了它，人间的一切仇结和险恶都会消释了。但是“坦白”再加上“交代”，又落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实在是太不美好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种政策，我至今认为对坏人、对敌人还是很正确的。“文革”开始，我步入第一次批斗我的会场，只见悬挂着“打倒美帝文化特务”的大标语。开始还是很文明的，被批斗者还是有座位的；在我座旁竖着个板板，上面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实话我是十分十分抵触的，这怎么跟我联系起来了？我有何可坦白？又有何可抗拒？当时我只有镇静下来，故作从容地望了望四周，于是又被说成我用仇视的目光，记下了这一切。是的，至今看来我是记下了这一切，然又何仇之有？

    我们是“文革”受批斗较早的，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因为我多年来的职务是我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于是那威名赫赫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然地首先就落实到我辈头上了。在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出来以前，我们已经被扫得全军覆没，开除了除人籍之外的一切之籍。

    我怎么会摊上个“美帝文化特务”的称号呢？起因尚不在我上过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校长等等，当然后来也都得联系上了；当时则出于我刚从“援越抗美”前线归来。1964年初秋，我陪同几位摄影师秘密到达越南首都河内，我的具体任务是随军编辑一部越南抗美战争的纪录影片。我们受到了胡伯伯的接见，踏上了胡志明小路，越过长山，经过了越南同志称为“小长征”的道路，在越南南方的游击战场度过了一年多。我在丛林里，吊铺上，打着摆子写了一部自以为是生平力作的话剧《南方啊南方》。1966年春节前夕，我自前线荣归，的确是荣归，瘦成一把骨头，厂首长乃至更高首长都来机场迎接了。入夏，我方根治了疟疾从医院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