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康生在土地改革中的极左错误，20年来，报刊上传说甚多，可惜多为想当然耳的凿空之说。真实情况，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而谬说则至今还在制造不歇，例如，说毛岸英仿佛是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核心似的，这就是言必个人崇拜的陋习仍在作怪。

    近几年我从山东阳信县(当时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接到的来信也说明当地现在已不大知道1947-1948年的基本情况了，还以为是我们这个土改工作团去打倒了他们的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等的。而报刊上对康生1947年春夏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的事实反倒未看见一字(身历者、知情者确未公布过一字)，或至多说一点听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康生的这整段事情就成了一锅糊涂粥，并使参加过这个工作团的人员连带受点累。参加过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成员，现尚存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等四个当时的青年工作团员。老年团员健在的，还有高文华、贾连夫妇，但高当年即在病中，虽随团行动，已不能下村了，估计他知道的具体情况会少些。土改团这件事谈不到是大事，只因康生一直是团长，陈伯达挂过短时期副团长的名，随行学习的又始终有毛岸英，于是乎各种各样的讹误、附会就无止境地在报刊上出现了约20年。恐怕还要编造下去的。于光远、凌云、史敬棠三人看来懒得辟谣，我只好在这里写几句把这事说一说，反正在医院里也闲得无事。

    一

    工作团缘起。中央组织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可能是在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就组织一个土改工作团出发了。延安党中央各机关的撤退工作，实际上1946年的十、十一月份就大动了。撤到延安以北大约三天路程的以瓦窑堡为中心的很大一片区域。春节后，住在撤退地区的中宣部的毛岸英走了，未听说去何处。过几天中宣部临时负责人许之桢通知我说，已指定我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由中央各单位派人参加，分头出发，到晋西北兴县中央晋绥分局集中。同时告诉我，毛岸英也是到这个工作团去，他大概是与康生同行了。

    我走到兴县后，才知是由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由康生任团长，陈伯达任副团长。团员几乎全是老同志，有张琴秋，高文华、贾连夫妇(高是1936年刘少奇到平津前华北党的主要负责人)，廖鲁言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先期赴山东)，李国华(李立，中组部科长，即现在的局长，听说是参加三湾改编的红军现在仅存的一位)，张越霞(博古夫人)，张勃川……几乎全是20年代参加党的老同志。“一·二九”到“三八式”的新党员只有四人(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后来田家英插进来了个把月)。凌云是这个团的秘书兼康生的秘书，实际管团内事。

    到了晋西北时，李井泉任晋绥分局书记 ......